2025年03月18日
星期二
時間：2013-10-16 來源：民主與法制網 責任編輯：
“法律診所”的哈爾濱模式
【編者按】
法律診所，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美國，已通過實踐被證明是一種法學院學生獲得法律經驗、培養實務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2009年5月，位于中國東北一隅的哈爾濱法學會在探索法學會工作新路徑的過程中，大膽地將法律診所引入社區，從而創設了一種社區群眾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新途徑。
社區法律診所特有的第三方調處矛盾機制，很快在基層組織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迅速成長為地方法學會有效整合法律人才資源，依托社區為群眾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窗口。
截至目前，哈爾濱法學會各社區法律診所調處各類矛盾糾紛4000多件，其中參與調解群體性上訪事件124起，代理法律援助案件990件，還挽救3名欲以死抗爭者的生命，被譽為社區居民的“連心橋”和“主心骨”。
有關專家表示，50年前，浙江省諸暨市創造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的“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一個膾炙人口的典型;50年后，哈爾濱法學會先行先試的“法律診所建在社區，法學專家走近群眾，打造第三方調處矛盾新平臺”的“哈爾濱模式”，同樣具有一定的推廣和借鑒意義，有望成為政法戰線一個社會管理方式創新的樣本。
本期聚焦關鍵詞：法律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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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里辦起了“法律診所”
2012年3月的一天，早晨8點剛過，一位40多歲的中年男子就急匆匆地沖進了哈爾濱市道里區撫順社區的法律診所，沖著“坐診”的法學專家喊道：“我要咨詢，什么罪判刑在5年以上?”
中年男子叫韓剛，剛剛刑滿釋放。回到家后，發現父母在他入獄服刑期間就已經去世，父母留下的唯一遺產房屋也被弟弟變賣，而弟弟去向不明。無家可歸，又沒有生活來源，韓剛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所以產生了重回監獄了卻余生的想法。
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凝固了。法學專家在詳細了解了韓剛的情況后，立刻聯系社區干部，在一周內為其特事特辦，辦好了低保，還為其申請了廉租房。
事后，韓剛專程到法律診所登門致謝，并鄭重承諾：“今后一定好好做人，重新做人。”
一起可能引發違法犯罪事件的不穩定因素就這樣在萌芽狀態中被消除。
在哈爾濱各社區，老百姓一旦出現法律糾紛，或者遇到法律問題，都會首先想到建在社區里的“法律診所”。
一張辦公桌，兩把椅子，一臺電腦。在哈爾濱市，只要你走進任何一個社區服務大廳，即使辦公條件再緊張，這樣的“法律診所”都是必不可少的。別看“診所”小，卻能解決大問題。
居民來“問診”的問題，既有房屋繼承、房屋產權、財產歸屬、家庭婚姻、經濟糾紛、涉法涉訴等法律專業問題，也有關于解決低保、醫保、廉租房、下崗職工再就業、家庭鄰里矛盾等問題。
道里區上紅社區書記戰敏良給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上紅社區，有兩戶人家樓上樓下上下水糾紛已經持續了有半年的時間。找物業公司，物業公司不愿意管，雙方都決定上訪。在上訪之前，樓下的住戶抱著試試看的心理，來到了社區法律診所。
原來，樓上302室住戶在裝修的時候不小心把東西掉到管線中，造成樓下202室住戶的下水經常往上翻。尤其是大年初七的時候，家里做好了一桌飯菜，親朋好友都來了，就在這時候，下水又返了上來，弄得滿地都是臟水，202室住戶很發愁，就在下水主道上安了一個機關，這樣又造成了302室住戶的困擾，302室住戶又不愿意了。
社區法律診所介入這件事后，首先告訴202室住戶，雖然你們是受害一方，但是根據《物權法》，在下水主道上安機關是違法的，于是進行了調解。202室住戶同意拆除。但是，轉眼法學專家又一想，如果機關拆下來，污水還是會返到202室。手心手背都是肉，事情還是沒有徹底解決。
于是，社區法律診所的法學專家又找了小區物業公司，得知202室樓下是龍江銀行，他們的地下室做食堂用。法學專家又跟龍江銀行協調，讓他們把地下水彎道徹底地修理了一下，這樣誰家都不堵了，誰家都不返下水了。
一起上訪事件就這樣遏制在萌芽中。事實上，社區發生的很多糾紛之所以能夠及時得到解決，社區法律診所法學專家中立性的身份很重要。
對此，南崗區三姓社區法律診所所長叢小薇深有感觸。她告訴記者，老百姓對高校的教師持中立態度，覺得大學教師不偏不倚，不會偏袒任何一方。這樣，他們跟老百姓講法理，老百姓更容易信服。
在哈爾濱市，郵政街13號和遼陽街83號是兩個院兒、兩個物業，但是在感官上來看是一個院子、兩個門洞而已。由于比鄰著醫院，時不時有看病的人就把車停在這個院子里。老百姓對此很有意見。其中有一個業主是在一樓開輪胎商店的，他就安了兩個鐵鏈子把兩個門洞封閉上了，這樣外面停進來的車就少了，相對就有序了。小區居民一開始覺得這是好事兒，助人為樂是雷鋒，結果呢，發現他私自收費。這下小區居民就不干了，說：停車收費不行啊，憑什么你收費呢?
有人反映到社區法律診所，在此“坐診”的哈爾濱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李俊剛到社區了解情況，發現有好多種聲音。有人說：“我沒有車，我就晚上回家睡個覺，停不停車跟我沒關系。”第二種聲音是：“本院兒的車能停，外面的車不能停。”第三種聲音是：“收費了我也同意，但是你得把錢拿出來給大家辦點好事。”第四種聲音說：“這個大院兒不管是院兒內的車還是院兒外的車誰都不能停，這是公共空間，不能變成停車場。”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李俊剛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制作了一份表格式的問卷調查。因為大學教師中立者的身份，結果，業主們參加調查很踴躍。很快，調查結果出來了，大多數居民的意見是封閉大門。
最終，社區打報告請求一部分哈爾濱庭院改造項目的資金，大門順利地實現了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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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診所教育嫁接社區的大膽嘗試
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建在社區、讓法學專家走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法律診所，只是哈爾濱市法學會發揮法學會服務職能的一個創新之作。
時間回溯到2006年，這一年，哈爾濱市法學會的老會長退休。新會長陸文君走馬上任。先后干過副區長、區長、區委書記以及市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的陸文君，對于法學會這個全新的工作，顯然還是“菜鳥”一個。對工作一向嚴謹認真的陸文君并沒有因為權位輕而變得自卑， 他相信，小機構也一定會有大作為。
然而，理想歸理想，干工作最終還得腳踏實地。法學會最大的優勢就是人才濟濟，哈爾濱市法學會會員中有大量的人才是哈爾濱各高校的法學教師、公檢法司等機關的工作人員。如何在現有法學研究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發揮法學會的優勢，擴大法學會的影響力，上任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陸文君都在苦思冥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陸文君在報紙上看到了一位法學專家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重點介紹其所在高校的法律診所，老師怎么帶著學生在診所實習，去辦案，為老百姓服務。
“這個整得挺好。有了!”陸文君一拍大腿，“法律診所建在高校里，給誰服務啊?如果通過法學會，把這個法律診所嫁接到社區來，讓其在社區里發揮作用，直接服務于老百姓，不是更好嗎?”
但是，憑借哈爾濱市法學會“三四個人、五六條槍”，逐個和哈爾濱各高校對接，顯然是不現實的。這讓陸文君痛下決心，決定把建立各區縣法學會、構起完整的組織工作體系，作為突破口。
2007年9月，哈爾濱法學會選擇有代表性的南崗、松北兩個區先行試點突破。通過挨個走訪溝通協調、問卷走訪調取民意等大量細致的工作，組建了法學會。此后，以南崗、松北模式為樣本，成熟一個建一個，積累式推進落實，到2008年3月，哈爾濱8個城區逐一建起了法學會。
建立起區級法學會后，陸文君交給各區級法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試點成立法律診所。
南崗區法學會是第一個受領法律診所試點任務的基層法學會之一。經過與哈爾濱理工大學多次溝通聯系，2009年5月，南崗區法學會與哈爾濱理工大學簽訂了《區校合作協議》，決定選取南崗區所屬的12家社區，在每個社區成立一個法律診所。
《區校合作協議》的簽訂，意味著法律診所走進社區試點工作正式拉開帷幕。
然而，法律診所的試點工作剛剛開始，各種質疑和反對聲便接踵而來。有人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普及法律診所、開展法律服務不是法學會的職責，法學會搞好自己的法學研究就行了。
面對種種考問和疑慮，陸文君不為所動。他說：我們堅守法治服務為民怎么做都不過分的信念，只要方向認準了就干，在干中求解，投石問路，邊試點邊探索，邊總結邊完善，邊規范邊提高，坐而論道永遠沒有出路。創新社會管理要解放思想，敢闖敢試。
排除一切干擾，南崗區法學會和哈爾濱理工大學“強強聯合”的成果——法律診所在南崗區各社區一一落地。
2010年5月，哈爾濱首家社區法律診所——榮市街道辦三姓社區法律診所正式掛牌成立。“診所”由社區黨委書記任所長，綜合協調日常工作，社區警長任副所長,“診所”成員由大專院校有執業資格的法學教師、法學專業學生等法律工作者組成，每天輪流坐堂“問診”。
后來，三姓社區法律診所的工作方法被總結為榮市模式，開始向南崗區其他社區推廣。在此基礎上，一些社區因地制宜，借鑒了三姓社區法律診所的成功經驗，形成了以奮斗街道辦奮斗社區法律診所為代表的奮斗模式，這種模式主要適用于老城區，這里往往人口密集，街道繁華，多以處理鄰里糾紛為主。以哈西街道辦機聯社區法律診所為模式的哈西模式，這種模式主要適合新城區，以拆遷問題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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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社會矛盾和法學診所教育的“雙贏”
此后，在南崗區試點的基礎上，哈爾濱法學會又將法律診所試點的觸角伸向了道里區。隨后取兩區之長將法律診所全面鋪開。 截至目前為止，哈爾濱8個區所有社區全部建立社區法律診所，237個法律診所實現了全市850萬居民全覆蓋。
哈爾濱法學會在法學會工作內容方面的探索，趟出了一條第三方化解社會矛盾的新路子，切切實實使群眾在感受到法律服務溫暖情懷的同時體會了法律的尊嚴和力量。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在哈爾濱法學會的指導下，各社區法律診所已經為數萬群眾提供了多種法律服務，調處各類矛盾糾紛4000多件，其中參與調解群體性上訪事件124起，代寫法律文書、代理法律援助案件990件，挽救3名欲以死抗爭者的生命。
法學專家走進社區，讓社區群眾受益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中國傳統的法學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
一直以來，中國大學的法學教育始終難以突破傳統教學的場所和圍墻的限制。盡管在2000年以后，一些大學借鑒美國的“診所法律教育”，將其引入大學并迅速本土化，但是法律診所教育在大學中依然困難重重。
“最大的問題是案源不足。”哈爾濱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李俊剛說，“案源是診所法律教育的基礎。即使法律診所的硬件已經相當完備，如果沒有充足而穩定的案源，其存在也失去了真正的意義。”
社區法律診所的推行，讓哈爾濱理工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們不再為案源發愁。社區法律診所為法學院的師生鞏固法學理論知識和積累實踐經驗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和機會。
哈爾濱市法學會創新社區法律診所的舉措在實現“就診”雙方“雙贏”的同時，也得到了上級有關領導以及哈爾濱市委政法委、哈爾濱市司法局等有關部門的認可。
2012年5月15日，哈爾濱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聯合哈爾濱市法學會發文，要求進一步加強社區法律診所建設，通過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詢，參與矛盾糾紛調處等，逐步建立源頭預防、化解矛盾糾紛長效機制，為促進基層自我教育和民主管理，建立和諧社區探索新路。
2013年5月27日，哈爾濱市司法局專門發文，決定自2013年6月1日起，開展法律援助進社區法律診所工作。社區診所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參照法律援助工作站進行管理。
2013年8月13日至15日，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陳冀平在哈爾濱調研時，對哈爾濱市法學會創造了法律診所建在社區、法學專家走進群眾、打造第三方調處矛盾平臺的新鮮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哈爾濱市法學會探索法學會工作的步伐，并沒有因為上級領導以及兄弟部門的認可而停止。在創新法學會工作方面，他們有更高的目標和追求。
陸文君告訴記者，下一步他們打算同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合作，將法律診所的工作進一步延伸。將來法律診所極有可能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法院的訴中調解和訴后調解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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