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3月14日
星期五
時間：2021-04-25 來源：法制網 責任編輯：敖婷婷
□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陳東升 王春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2021年，站在兩個“一百年”新的交匯點，回眸百年發展歷程，展望法治中國華光盛景，不由令人心潮起伏、豪情滿懷。
100年前的1921年，嘉興南湖紅船，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在這里討論通過，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莊嚴誕生。
68年前的1953年，杭州北山街84號，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在這里起草，照亮新中國法治之路。
15年前的2006年，浙江省人民大會堂，《關于建設“法治浙江”的決定》在這里審議通過，開啟法治中國建設在省域層面實踐探索。
半年前的2020年11月，京西賓館會議樓，黨的歷史上首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在這里召開，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發出建設更高水平法治中國“動員令”。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車輪駛向何方，不變的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夯實安邦固本基石，筑牢千秋偉業根基。
2021年，是法治浙江戰略部署實施十五周年。
十五年來，浙江堅決扛起“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職責使命，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沿著習近平總書記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航道乘風破浪，領跑法治中國新征程。
十五年來，法治浙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法治浙江建設領導機制日益健全、總體格局基本形成、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功能作用充分發揮、先發優勢逐步凸顯，群眾滿意度逐年提升，成為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營商環境最優、群眾和企業獲得感最強省份之一，被公認為全國法治化程度最高省份之一。
十五年來，浙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持續安全穩定，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連續20年、36年蟬聯全國各省區之首，成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模范生”，刑事發案、信訪總量、生產安全事故總量持續下降，被公認為全國最安全的省份之一。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領下，5800萬浙江人民，以弄潮兒的姿態，用排山倒海的魄力、踏浪前行的勇氣、奮楫篤行的定力，在省域層面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平安建設、法治建設，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萌發和實踐培育了理論之樹、澆灌了經驗之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大廈巍然成型鑄造了實踐之基，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新時代法治畫卷。
擘畫法治藍圖謀長遠
——浙江是革命紅船啟航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浙江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從“八八戰略”部署法治建設到作出建設“法治浙江”決定，到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設，再到建設法治中國示范區，一任接著一任干，為子孫萬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春天是充滿希望的季節，千年古都杭州開啟了行政區劃調整，“錢塘區”赫然在列。
歷史古老文脈的傳承保護，城市新型格局的呼之欲出，是杭州依照法定程序長達兩年多充分醞釀、反復論證后的科學決策。
一張法治藍圖繪到底，法治已貫穿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領域、全過程，成為省域治理的基本方略，成為流行的生活方式，成為人民的樸素信仰。
從省府路到仁諧路，從文三路到馬塍路，從育新路到東清巷……省會城市杭州，留下了習近平同志鏗鏘有力的法治足跡。
2002年12月3日，習近平同志擔任浙江省委書記不久，就參加浙江省暨杭州市紀念現行憲法頒布實施二十周年大會并講話。
斯大孝，時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這位八旬老人回憶起當時情形仍記憶猶新，他對《法治日報》記者說，“習近平同志高屋建瓴，簡明扼要闡明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依憲執政提法在當時也很超前、很新鮮，當時感覺這位新來的年輕省委書記法治意識強，有水平有能力有干勁，浙江發展將迎來歷史新機遇。”
這個新機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攻堅階段，既是發展關鍵期，又是矛盾凸顯期，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
這個新機遇，是在充分調研、科學論證、民主決策中孕育而成。
2005年，習近平同志主持省委建設法治浙江重點課題調研，半年多時間里，深入到全省40多個鄉村、社區和單位開展專題調研，召開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聽取吸納意見建議，還邀請12名法學專家擔任省委建設法治浙江咨詢專家，為法治浙江建設出謀劃策。
一切深謀遠慮，聚焦在習近平同志為浙江擘畫的宏偉法治藍圖中。
2006年4月25-26日，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浙江省委十一屆十次全會，作出了建設法治浙江的重大戰略部署。
這一戰略部署，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浙江的具體實踐;
這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這一戰略部署，是貫徹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大舉措;
這一戰略部署，是落實“干在實處、走在前列”要求的具體行動;
這一戰略部署，明確要求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建設，加強法治政府建設，加強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建設，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
深遠的戰略思維、鮮明的政治導向、強烈的歷史擔當、真摯的為民情懷，在這一戰略部署集中體現，為法治浙江建設指明方向。
歷屆浙江省委堅持高起點謀劃、高站位推進、高效率落實，一以貫之落實好這一決策部署。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在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央首次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法治浙江建設也進入新階段。浙江省委部署了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設，與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構成浙江全面落實中央“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整體安排。
堅持黨的領導，是法治浙江建設的根本原則和鮮明主線。
2020年9月11日，剛履新的省委書記袁家軍和省委副書記、代省長鄭柵潔赴黨的誕生地——嘉興南湖瞻仰紅船，接受革命傳統教育，重溫“紅船精神”。袁家軍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南湖重要講話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講話精神，大力弘揚“紅船精神”，在接續奮斗中把初心守得更牢、把使命擔得更好，匯聚起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奮力打造“重要窗口”的磅礴力量。
18天后，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依法選舉鄭柵潔為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長，他走到宣誓臺前，左手撫按在憲法上，舉起右拳，莊嚴宣誓，“我宣誓：忠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維護憲法權威，履行法定職責……”
憲法宣誓是浙江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省委帶頭依憲執政、依法執政，抓住“關鍵少數”，將法治建設納入黨委工作重要議事日程，把中心工作作為法治建設的大平臺、試驗田、試金石和活教材，為推進法治浙江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浙江把黨內法規工作擺在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位置，加強黨內法規建設，出臺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實施辦法，完善省委議事規則，健全議事決策機制，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不斷提高依法執政水平。
浙江把人大、政協、政法工作納入黨委工作總體布局，健全黨委領導人大、政協、政法工作的各項制度，支持和保證人大依法行使各項職權，扎實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支持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責，強化執法司法權制約監督。
十五年來，浙江逐步探索形成了以黨委領導、服務大局、法治為民、數字賦能、整體智治為特色的“浙江法治經驗”，為法治中國建設貢獻了浙江智慧。
推動良法善治促發展
——浙江是改革開放先行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浙江統籌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堅持與時代同步、與改革同頻，堅持依法行政、簡政放權，全面建設法治政府，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
浙江是改革開放先行地，也是地方立法先行者。
2003年8月4日，浙江召開全省立法工作會議，習近平同志系統闡述了立法工作：立法要為發展服務，立法要有地方特色，立法要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立法要體現時代性。
從事地方立法工作三十多年，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丁祖年深知“立法是法治的源頭，良法是善治之基礎”，當時地方立法正面臨從原有的保障規范功能向推進引導作用轉變的形勢變化中，他深感這一講話與時俱進、切中要害，便把講話精神一字一句記在筆記本上，作為指導工作的指南針和座右銘。
2004年5月11日，全省人大工作會議召開。這是浙江省人大成立以來省委召開的首次人大工作會議。把人大工作納入黨委總體布局，每屆黨委至少應召開一次人大工作會議的慣例延續至今。
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對地方立法工作的高要求，浙江地方立法緊跟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為推動改革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自2006年至2021年3月，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修訂)省地方性法規160件，修改212件次，批準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319件，基本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與國家法律體系相配套、在全國具有較高辨識度和影響力的地方性法規制度。
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工作，緊緊圍繞中心大局、保障重大改革決策順利實施，圍繞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圍繞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努力增進民生福祉，圍繞完善民主政治、深入推進法治浙江建設，其中有20多部法規開創全國第一。
2004年，浙江出臺全國最早的省級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兩年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以浙江條例內容為藍本，制定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
改革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同向而行、相得益彰。
2021年2月18日，浙江以一場全省數字化改革大會開啟了牛年新局。數字化改革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數字化轉型的迭代深化。浙江是數字經濟大省，今年3月1日，《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正式施行，這是全國首部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地方性法規，首次在法律層面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力高控股集團董事長陳曉軍說，“我們正在全力推進數字化研發，條例規定了一系列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激勵和保障措施，讓我們對發展數字產業更有信心了!”
浙江穩步推進設區的市立法，首創較大市法規報批前征求省人大常委會意見制度。作為首批行使地方立法權的設區市，金華市努力找準群眾關切最大公約數，立法開山之作水環境保護條例讓一江清水送下游，“文明三部曲”養犬管理規定、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規定、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讓文明之風吹進市民心間，民生立法電梯安全條例為電梯使用安全保駕護航，以良法善治助推都市新發展。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在于執行。
習近平同志重視法治政府建設，他明確提出，依法規范行政權力、全面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浙江”的關鍵所在。
原省政府法制辦主任鄭志耿回憶說， 2005年8月26日，習近平同志專題調研法治政府建設。“調研中，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政府是否依法行政，能否為廣大民營企業主提供高效優質服務，將直接影響到民營經濟能否健康發展。他一再叮囑要深入貫徹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切實把依法行政落實到政府工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努力把法治政府建設好”。
2021年3月24日，浙江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舉行了一場“關鍵少數”的法治會考，24位廳長首次上交2020年法治答卷。
時代是出卷人，政府組成部門主要負責人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浙江省副省長劉小濤、省經信廳廳長徐旭、省生態環境廳廳長方敏、省衛健委主任張平依次登臺作口頭報告，主動接受人大的監督檢視。劉小濤在會上說，“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明確的各項任務已全面完成”。
統籌推進法治浙江、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法治政府建設的高分答卷，是浙江大力推進審批權力下放，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深化簡政便民專項行動的結果。
以機關效能建設為肇始，浙江在全國率先啟動并先后實施4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積極探索聯合審批、全程代理、限時辦結等機制，推進效能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
2014年，浙江在全國率先開展行政權力清單、浙江政務服務網等“四張清單一張網”建設，1.23萬項行政職權削減到4235項，把省市縣三級4000多個政府機構政務資源一網串起，實現服務零距離、辦事一網通。
2016年，浙江啟動實施“最多跑一次”改革，2018年出臺全國“放管服”改革領域首部地方性法規《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規定》，確保改革始終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據第三方評估，全省“最多跑一次”實現率達92.9%，人民群眾滿意率達97.1%。91.4%以上民生事項實現“一證通辦”，97%政務服務事項實現“掌上可辦”。
在“全國法治政府示范市”湖州，四川姑娘楊麗清來到市民中心出入境窗口，為給戶口在老家的父母申辦護照，體驗了一番“無證明改革速度”后連聲點贊，“沒想到10分鐘異地護照辦理手續就辦妥，還能郵寄到家，太方便了!”
循法而行，依法而治。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是法治浙江建設在新發展階段的新任務，也是法治化改革的重要抓手。
在“全國法治政府示范縣”桐廬，一場覆蓋全縣14個鄉鎮街道的全域集成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拉開大幕。前不久，富春江鎮綜合信息指揮室接到一條偷盜砂石信息，從信息推送、事件處置到結果反饋，全部在網上留痕，縣綜合行政執法隊隊員、縣林業水利局、鄉鎮工作人員協同配合，全程只用了3小時。
這種“綜合執法改革速度”，正依托于桐廬跨領域跨部門的“大綜合一體化”執法體系，執法職責和力量下沉，重構執法隊伍、重塑執法體制，從“九龍治水”到“攥指成拳”，為基層治理賦能。
夯實基層基礎固根本
——浙江是“楓橋經驗”發源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浙江扎實推進固本強基工作，健全完善矛盾糾紛綜合治理機制，加強基層依法治理，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讓法治在浙江大地上始終煥發蓬勃生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在“楓橋經驗”發源地諸暨，58年櫛風沐雨，“楓橋經驗”之木從一株幼苗成長為參天大樹，離不開習近平同志的倍加珍視。
2003年11月25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40周年暨創新“楓橋經驗”大會上指出，創新“楓橋經驗”，必須營造法治環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顯成效。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作為市場經濟大省，浙江重點開展優化政務服務、強化制度供給、建設公平市場、提升監管能力、完善服務網絡、加強司法保障六大專項行動，打造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服務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
浙江780多萬家市場主體中，沒有法律顧問的占大多數，尤其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2020年8月，浙江創新開展市場主體法律顧問服務網格化全覆蓋工作，建成了2萬多個服務網格，調動律師等法律服務隊伍和政法干警等法律資源，為所有市場主體提供公益普惠基礎性法律服務。
“太棒了!隨時隨地都可以咨詢法律問題。”嚴小明在衢州市新農都市場干了5年蔬菜批發，在網格法律顧問朱文的指導下，他們逐漸改變了口頭約定的傳統交易習慣，貨款欠條、交易合同等也變得更加規范，因此產生的糾紛也越來越少了。
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在推進法治浙江建設過程中，浙江省始終堅持工作重心下移，把基礎放在基層、重點放在基層、關愛送到基層，切實加強基層依法治理工作，不斷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
從2009年開始，浙江把固本強基作為法治建設重點，連續三年進行專題部署，推動執法、司法、普法等工作向基層延伸。
錢塘大潮風起云涌，人民調解“東方之花”常開不敗。
浙江健全完善矛盾糾紛綜合治理機制，全省共有人民調解組織3.5萬個，年均成功調處矛盾糾紛近60萬件。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昌榮介紹，自2018年起，浙江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全面探索推進訴源治理，各級黨委主動將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作為加強黨對法治工作領導的具體抓手，推動形成各方參與、多元共治的工作格局，凝聚強大合力，取得良好效果。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系全國唯一收案出現負增長省區，2020年收案數同比又下降7.2%，群眾安全感滿意率不斷提升，2020年高達97.25%。
圖為浙江省嘉興市社會治理綜合指揮中心辦公場景。 王志浩 攝
浙江建立重心下移、工作下沉的法治工作機制，全面探索建設市級社會治理綜合指揮中心、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鄉鎮街道“基層治理四平臺”、村社區全科網格治理模式，強化市級統籌功能、落實縣級主體責任、鞏固基層基礎，構建形成“一一四一”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體系，推進矛盾糾紛化解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
寧波市鎮海區打造一體化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實現一個區中心，六個鎮街中心及89個村級矛調工作中心、680個網格調處驛站的四級平臺工作體系，實現為民解紛“一站到底”。
“本以為要打官司解決，想不到在網格里就能處理好。”走出澥浦鎮十七房村廟后老年協會矛調“網格驛站”，四川籍務工人員陳林富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他為村民修房不慎摔斷腿，因談不攏賠償而揪心，直到網格長戴列敏召集了涉事方、調解員、聯村干部和鎮勞動監察中隊工作人員共商共議，最終達成協議。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
從警三十年，東新派出所社區民警金芝孝，見證了法治公安之變：從辦案辦公區域混合、案卷隨意堆放、監督管理缺位到辦案區域科學劃分、精細改造，案卷集中保管、智能存取，全流程可回溯監管;從靠嗓門處警，到習慣執法記錄儀下法言法語……細節點滴變化，折射出公安機關執法不斷規范，管理不斷嚴密，能力不斷攀升。
從東新派出所創新辦案區改造，到上塘派出所推出案管室和物證室建設，杭州市公安局逐步構建起執法辦案、案件管理、物證管理“三位一體”執法管理新機制，全面完成基層所隊辦案場所的規范化改造，建成152個派出所執法管理中心與15個縣級執法辦案管理中心，形成上下聯動、運行高效的執法監督管理體系，通過對警、案、人、物、卷、場所等重點執法要素全生命周期的閉環管控，推動公安機關法治化水平和執法公信力持續提升，兩度被評為全國公安機關執法示范單位。
浙江是全國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領頭羊”。
浙江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王雙全說，為夯實基層法治基礎，浙江勇于改革、敢于創新、馳而不息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全省1198個基層所隊全部建有標準的辦案區、案管室和物證室，107個縣級公安機關執法辦案管理中心全部高標建成運行，組建45支521人的專業辦案隊伍入駐，積極構建具有浙江公安特色的“又好又多又快”執法辦案體系，公安部先后向全國推廣“三位一體”執法管理機制等一大批具有辨識度的“浙江經驗”。
法治政府建設最基礎、最末梢、也最薄弱的是鄉鎮街道。
臺州市路橋區率先構建起覆蓋區鎮村三級合法性審查全覆蓋機制，編制地方標準，交出一份漂亮成績單：2020年以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受理數大幅下降，四年來首次實現“零敗訴”。
總結推廣路橋等地經驗，浙江創新推進基層合法性審查全覆蓋工作，推動法治職能整合向鄉鎮一級延伸，全省1354個鄉鎮街道實現合法性審查機構、審查人員、審查范圍、審查機制的100%覆蓋，基本建立“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合法性審查工作格局。
一幅靜城寧海的清麗畫卷徐徐展開，除了展示山水風光的旖旎，還彰顯依法治理的魅力——全國首創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36條”，寫入中央一號文件，讓美麗鄉村因法更美。
浙江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廳長馬柏偉介紹，浙江歷來高度重視法治鄉村建設，持續推進民主法治村社區創建實現全覆蓋，創建成功21966個，其中國家級210個、省級2821個，涌現出新時代“楓橋經驗”、安吉“余村經驗”、桐鄉“三治融合”、武義“后陳經驗”、象山“村民說事”等一批先進典型，走出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鄉村建設之路，讓群眾共享鄉村振興成果，打通法治建設“最后一公里”。
追求公平正義暖人心
——浙江是互聯網司法高地，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浙江堅持深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健全司法權運行機制，強化執法司法權制約監督，全面提升司法質效，加強公共法律服務，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國之基址。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在建設“法治浙江”的工作部署中，習近平同志提出，要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樹立公平正義和保護人權的司法理念，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確立依法辦案、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做到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并重。要支持法院、檢察院秉公執法，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廣大法官要清正廉潔，秉公辦案，敢做人民的“包青天”。
2013年，浙江相繼糾正了杭州兩起發生在十多年前的錯案，并在深刻反思錯案教訓基礎上，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全面深化政法領域改革，出臺政法工作條例五項配套措施，出臺33項防范冤假錯案制度，開展執法司法規范化水平提升年專項行動。
執行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
3月31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舉辦2021年首期“院長論壇”，全省106家法院院長圍繞“堅持綜合治理從源頭切實解決執行難”主題提交書面交流文章，10家法院院長口頭發言。
記者在現場聆聽發現，浙江各地法院為執行破難“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紹興中院推進執行“一件事”改革，麗水法院建立“市區一體、市域統籌”的執行模式，鎮海法院創新自動履行正向激勵機制，桐鄉法院與公安、銀行等10余家單位建立執行協作機制……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李占國介紹，浙江法院緊緊圍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工作目標，牢牢把握和充分發揮浙江“三個地”的政治優勢，堅持高起點站位、高標準要求，堅持問題導向、改革創新，以開展思想建設年、質量建設年、作風建設年活動為載體，扎實推進政治建設、規范化建設、智能化建設和基層基礎建設，不斷強化服務大局、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力度，主要的辦案質量、效率、效果指標始終保持在全國法院前列，為法治浙江建設提供有力服務保障。
從全國首吃網絡司法拍賣“螃蟹”，到世界首個互聯網法院落戶杭州;從“ODR”平臺上線解紛，到移動微法院足不出戶打官司;從一根線一塊屏串成扎根村社區的微法庭，到浙江全面推進全域數字法院建設……浙江“互聯網+司法”的高效節奏，推動風景變成全景，努力建設互聯網司法高地。
“我的貨被別人賒走好幾年了，當時沒寫欠條，只在提貨單上簽了字，但我有錄音證明，能走法律程序要回貨款嗎?”在景寧鶴溪街道三枝樹村郵政服務點，村民趙沛根通過遠程視頻向景寧法院何光清法官咨詢，并得到了詳細的解決建議方案。
趙沛根享受的暖心服務，得益于景寧法院與郵政共建的訴訟e站，將訴訟服務智能終端前移，提供上門立案、郵寄立案、遠程庭審等司法服務，讓偏遠山區群眾共享數字便民成果。
數字化改革不僅帶來便捷高效，更帶來看得見的公平正義。
政法一體化辦案系統是浙江省政法數字化協同工程的一號示范項目，也是浙江深化司法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執法司法規范化的一項重要舉措。
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朱晨介紹，按照數字浙江建設部署要求，浙江高標準統籌推進政法數字化建設，全面推進現代科技與政法工作、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通過跨部門的數據交換、業務協同、數據共享、流程再造，打破信息壁壘，開通信息“高速公路”，構建政法機關一體化的網上協同辦案體系，成為全國首個在省域范圍內實行一體化單軌制協同辦案的省份，已累計辦案23萬余件。
2020年7月，海寧政法一體化證據通上線運行，海寧市公安局法制大隊隊長姚志恒贊不絕口，“原來每天干警都要跑好幾趟，將案件中的音視頻證據光盤移送到檢察院，有了這個系統，通過電腦專網上傳，只要花幾分鐘就行，辦案質效提升了，群眾司法獲得感自然就強了”。
2018年6月29日，浙江檢察史上一個值得銘記的重要日子，省人民檢察院公益損害與訴訟違法舉報中心掀開了紅蓋頭，與此同時，全省三級檢察院統一舉行公益損害與訴訟違法舉報中心掛牌儀式，全面推動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履行。
早在2007年，浙江檢察在全國率先探索民事督促起訴、輕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為創新公益訴訟、訴源治理積累實踐經驗。
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賈宇說，謹記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參加全省第十三次全省檢察工作會議提出的“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勇于開展自我監督”要求，浙江檢察機關全力融入構建新時代“四大檢察”“十大業務”法律監督新格局，為群眾提供更優質檢察產品，辦理公益訴訟案件質效居全國前列，依法辦理司法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成效明顯，維護了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提升了人民群眾司法獲得感。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前，浙江檢察依法全面履行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職責，切實加大查辦涉及社會保障、征地拆遷等與民生密切相關領域職務犯罪力度，彰顯黨中央反腐敗堅定決心。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浙江檢察在實現五大領域公益訴訟全覆蓋基礎上，積極穩妥探索個人信息保護、安全生產等新領域公益訴訟，辦理全國首例互聯網英烈名譽保護、余杭網絡誹謗案等案件，浙江公益訴訟入選全國首部司法制度發展報告法治藍皮書。
如何讓公平正義可觸可感可信?2020年5月，溫州市檢察機關通過“檢僑驛站”平臺，就申訴人周某微信被盜造成財產、名譽受損一案，召開了一場遠程跨國視頻聽證會。文成縣僑聯副主席趙東者點贊說，“檢察院為申訴人澄清事實，消除不良影響，又促進雙方和解，挽回經濟損失，切實維護海外僑胞合法權益”。
法治建設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
法律援助就是造福人民的暖心工程。在距杭州四百公里的慶元縣，從2018年開始創新推出法律援助中心綠色通道“ETC”模式，整合8部門資源，簡化工作流程，讓數據多跑路，讓困難群眾少跑腿。
常年扎根農村基層，慶元縣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吳子平感慨，“每次法律援助，都是群眾對法律力度和溫度的真實體驗，而我們也常常被這樣的力量所感染、所推動，為幫助更多困難群眾及時高效獲取法律援助而繼續努力”。
浙江完善“應援盡援、應援優援”機制，建立法律援助“全省通辦”“跨省協辦”模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年均9.5萬件，提供法律咨詢43.87萬人次，值班律師法律幫助案件2.45萬件，讓公平正義之光溫暖每一個人。
凝聚思想領航新征程
——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萌發地。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統形成，吸收了浙江豐富的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和實踐成果，更堅定了浙江以習近平法治思想領航，堅持走一條經濟先發地區法治先行的發展道路，開啟法治浙江新征程，努力建設法治中國示范區。
思想是航標燈，引領新時代法治浙江建設新航程。
春天的之江大地，處處洋溢著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盎然生機：從領導下訪接訪到信訪制度改革，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到民主法治建設“余村經驗”，從后陳村首創的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到全國推廣并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一個個“治村之計”逐漸上升為“治國之策”。
習近平同志的法治思想呈映在《之江新語》中：“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會沒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源之水。”
習近平同志是法治浙江的頂層設計者，也是躬身踐行者。
2003年9月18日，對浦江人而言，是一個難忘的日子。浦江是一度有名的“信訪大縣”。習近平同志知難而進，變群眾上訪為領導干部下訪接訪，來到設在浦江中學的第一接待室，當天接待了9批20余位來訪群眾，解決了一批久拖不決的難題。
2004年，浙江在全國率先實行領導干部接訪律師隨同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廉熙，曾隨同習近平同志下鄉接訪，十多年過去了，接訪細節還時不時浮現在她腦海中，“省委書記帶律師下訪是習近平同志首創，接訪時，幾乎每件事情他都問得很仔細，待群眾答完，他還轉頭向我征詢意見說，黃律師，從法律角度看，這個事情該怎么處理?說明他體恤民情，又注重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處理問題”。
十五年來，浙江律師從6000多名發展到2.7萬多名，成為推進法治浙江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
浙江深入實施全民普法規劃的“龍頭工程”，凸顯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工作在建設法治浙江大局中的示范引領作用。
2015年，浙江率先在省、市、縣三級建立領導干部述法制度，省市縣三級7萬多名黨政領導干部開展各種形式述職述法，推動“為官先要學法，為政要會用法”理念深入人心。
2016年，浙江在全國首個推行普法責任清單制，全力構建社會普法大格局，不斷延伸法治文化陣地，推進社會普法科學化、常態化，開展各類法治宣傳教育主題活動近10萬場次。
法治真諦，在于人民真誠信仰和忠實踐行。
青少年是普法重點。2020年5月，浙江省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層行啟動，奧運冠軍朱啟南作普法志愿者代表發言，激勵全省1347個普法志愿服務組織的青年普法志愿者再出發，讓法律“飛入尋常百姓家”，為法治浙江建設貢獻新時代青春力量。
時代是思想之母，思想是時代之聲，習近平法治思想激發出浙江新時代法治實踐的新聲。
浙江率先推進地方法治建設，積極應對改革開放先行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法治建設的先發優勢逐步凸顯。
浙江行政權力運行逐步納入法治軌道，基本實現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的常態化、規范化，2020年實際出庭應訴率達88.43%，行政案件敗訴率和糾錯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浙江全面建成“12348”浙江法網，基本建成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準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浙江深入實施“陽光司法”工程，完善審判、檢務、警務、獄務公開制度，推進裁判文書上網，司法透明度居全國首位。
浙江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司法工作深度融合，互聯網法院、ODR平臺、移動微法院等司法創新在全國推廣，以科技促公正公開。
浙江健全刑法執行機制，探索罪犯“修心教育”模式，社區矯正人員年度再犯罪率為0.052%，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四四五”強制隔離戒毒模式被確立為全國統一模式。
浙江誠信守法的文化氛圍更加濃厚，全省律師萬人比為4.6，仲裁、公證、司法鑒定等法律服務業務量居全國前列。
偉大的思想，源自于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的良性互動。習近平法治思想刻錄在浙江一系列機制創新中。
浙江構建較為健全的法治浙江建設制度體系，形成了法治浙江建設的“四梁八柱”，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建設的法治化水平顯著提升。
浙江不斷健全立法機制，最早提出精準選題、精良設計、精煉表達的“三精”立法理念和標準，開創了地方立法網、地方立法專家庫、法規起草小組制度等多項全國第一，得到全國人大推廣。
浙江持續加強行政規范性文件管理，出臺《浙江省行政規范性文件管理辦法》，率先實施行政規范性文件管理“三統一”制度，全面落實合法性審核和備案審查制度，切實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浙江建立健全司法工作制度，率先開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出臺詢問犯罪嫌疑人全程錄音錄像等33項防范冤假錯案制度，著力解決影響公正司法的深層次問題。
浙江加大黨委政法委執法監督工作力度，在全國率先出臺黨委政法委案件評查制度，省委出臺關于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決定，推動法院檢察院內設機構改革，完成黨委政法委機構改革，重新組建司法行政機關，落實法官檢察官職業保障制度，加強司法輔助力量。
習近平法治思想凝聚在法治浙江建設積累的寶貴經驗里。
——堅持黨的統一領導，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
——堅持站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統籌推進法治浙江建設。
——堅持實踐探索創新，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堅持將解決人民群眾最恨最怨最煩的問題，作為推進法治浙江建設的切入點。
——堅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積極打造法治浙江建設的實踐平臺。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經驗和成就的科學總結，標記著斐然的過去，也引領著美好的未來。”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文顯教授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法治浙江既是法治中國實踐的啟航點，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發展的重要歷史節點，更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生生不息的經驗供給和理論來源。實踐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源頭活水，實踐性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鮮明特征，實踐邏輯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邏輯。法治浙江作為法治中國建設的示范區，必將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持續發展、永葆生機做出更大的貢獻。
揚帆啟航新征程、乘勢而上譜新篇。在這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陽春四月，浙江站在新時代的新起點，認真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乘省委法治浙江建設工作會議東風，繼續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努力建設法治中國示范區，譜寫法治浙江建設新篇章，為法治中國貢獻更多的浙江探索、浙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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