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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才俊研討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 ——第八屆中國法學青年論壇部分發言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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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1月5日,由中央政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作為指導單位,中國法學會主辦,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及珠海市人民檢察院承辦、法制日報社協辦的第八屆中國法學青年論壇在廣東省珠海市隆重舉行。此次論壇的主題為“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通過全國征文活動遴選產生了多位青年法學法律工作者,現將部分演講及專家評論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記者侯建斌整理

　　國家宏觀權力與鄉村微觀權力的整合

　　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鄭智航在演講中指出:研究中國當下的鄉村司法,應將宏觀統治權力與鄉村微觀權力結合起來,探討兩種權力相互交織和沖突的過程。實證研究發現,在鄉村微觀權力和國家宏觀權力的雙重夾縫中,鄉村司法必須在國家宏觀權力與鄉村微觀權力之間尋找妥協與平衡。這也就意味著鄉村司法不可能像法治論所主張的那樣建立在法律與政治完全分離基礎上,也不可能像治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完全建立在“地方性知識”基礎上,而是堅持一定的司法政治經濟學,而且應采取一種“身體在場”的治理方式

　　對此,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秦前紅評論道:他有自己的獨特話語體系,我把它作為一個轉換,他講的是中國基層司法如何既遵循國家法治的前提下,又去滿足基層司法的地方性適宜性問題。以智航為代表的青年學者,建立了自己的話語體系,努力想去解決基層司法所面臨的緊張關系。

　　地方各級法院憲法地位的規范分析

　　廈門大學法學院講師王建學在演講中指出:從1954年憲法到1982年憲法,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國家性在增強。國家性只表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統治機器的構成部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憲法創制的國家審判機關,它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與最高人民法院構成了一個審判權與審判機關的單一整體。法院的縱向層級只具有審級的意義,而非事權分配關系,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

　　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董皞對此評論道:這篇文章從地方保護主義出發,以論證地方法院的地位為目的,以憲法法律規范分析為根據和手段,得出地方法院是國家的法院,國家審判權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的結論,這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

　　“以理找法”的逆向審判思維

　　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羅發興在演講中指出:從事審判工作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會,疑難案件往往是那些找不到合適的法律適用,或者似乎找到法律適用但結果又不那么能令人接受。此時就要根據自己心中的“理”,運用各種法律解釋學去尋找法律的真義,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決結果。“理”包括民意、道德、行為準則。“以理找法”常見的適用方法有三類:第一種是以刑議罪。第二種是以原則判案。第三種是以正當程序指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志銘評論道:這篇論文非常有理論依據,涉及到很多法理學,比如涉及到法官的裁量權、裁量范圍問題、涉及到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涉及到司法權在整個政體架構中到底怎么定位的問題等,這些問題放在理論上是非常大的問題,初生之犢不畏虎,非常有理論上的勇氣。

　　讓司法公正能看得見

　　鄭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魏勝強在演講中指出:改革審判方式,要尊重當事人的主體地位,法官的職權服務于當事人的權利;發揮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作用,實現控辯力量的平衡;維護法官獨立審判的權力,限制法官的任性。

　　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蔡彥敏評論道:作者從審判方式與司法公正的關系,圍繞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以有利于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公正這一目標展開學術觀察與思考,文章的選題富有時代感,反映出作者具有頗豐的學術知識。

　　行政訴訟協調和解“類博弈”思路

　　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胡雯欣在演講中指出:當前法院運用協調和解的方式處理行政訴訟案件面臨著一些現實問題,影響了其功能的發揮。對此,不妨以“類博弈”的思路對行政訴訟協調和解進行解讀和改造。對行政訴訟協調和解工作進行改進,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提供博弈協議的平臺,在法律的維度內明確行政訴訟協調和解的合法性地位;二是協作應由利害關系各方協商并同意,協商各方是抽象主體,應由法官判斷其利益得失并加以保護,利益得以保護后視為抽象主體同意協作方案,確定協商的規則和程序,以保證協商的程序正當性;三是確保協議各方切實履行協議,并給予瑕疵和解協議一定的救濟權。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評論道:這篇文章有兩個亮點,第一是她通過調查問卷的統計數據來揭示行政訴訟協調和解的事實。第二,用一種新的方法,特別是博弈論來引入到對行政訴訟協調和解的研究當中。

　　難辦案件的理性梳理

　　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國龍在演講中指出:在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期,難辦案件是由于現代技術型司法權威遭遇到諸多困境所造成。背后呈現出當下中國技術性司法權的運行邏輯所面臨著了諸多難題:其一,審判有兩種主要類型,“依據規范決定性”的職權主義審判和“依據當事人合意性”的協商型審判,但在當下我國職權主義的司法審判模式當中,審判對糾紛的解決所呈現出的是“決定的恣意性”和“合意的貧困化”兩個不同極端,程序主義審判的司法原則往往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其二,司法權的具體配置陷入到“集中”與“分散”式二元格局的困境。

　　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葛洪義評論道:從各種技術性的手法到情理性的手法推理,按照專業司法碰到很多現實的困難,這些困難導致運用情理性司法的方式來彌補、調整、平衡,在這樣一個轉換的過程中間或者協調的過程中間,反映出我們國家政治性的力量在司法過程中的影響,他的這樣一個推導過程也是很有意思的。

　　關于高院審判業務文件的規范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孟高飛在演講中指出:目前各地高院均在制發審判業務文件,從需求的角度看,審判業務文件確有其存在基礎,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內容上變更現行法律、部門各自為政、內容時有相左、修訂廢止遲緩;在形式上制發主體多元、文號文體使用不規范、正式公開程度不高等等。對審判業務文件進行規范,在實體上,要尋找司法標準地區差異與全國統一的平衡。還要把握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案件類型語境下,司法權能動與克制的辯證關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主任賀小榮評論道:孟高飛法官的論文,關于高院審判業務文件實證研究,選題非常好。各地法院出臺了大量的文件,而這些帶有審判業務指導性質的文件,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對它的功能,我覺得孟高飛在論文當中做了非常清晰的分析和研究。

　　橫琴新區檢院管理體制去行政化構想

　　珠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委會辦公室主任韓平在演講中指出:作為一個新成立的檢察院,橫琴檢察院管理體制去行政化的構想具體包括:第一,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要求設置內設機構。第二,實行人員分類管理制度。第三,實行主辦檢察官制度。在辦案工作機制去行政化方面,吸納以往主訴、主辦檢察官制度的合理做法,減少審批層級,實行主辦檢察官制度。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敏遠評論道:我們看到這個課題的研究本身對于行政檢察管理的分析,也是比較系統的,這個問題如果真的能夠解決,對于我們國家的司法,對于檢察權的進一步發展和有效行使將會產生積極意義。

　　合理規制檢察長擅權

　　溫州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檢察員葉成國在演講中指出:首先,以檢察機關內部領導體制為視角,可以通過民主集中制對檢察長負責制進行制約和制衡:一是限定檢察長負責制的適用范圍,圈定檢察長權力邊界。二是明確檢察長負責制的運行原則,遵循法定主義原則,尊重客觀公正義務原則,遵守一定的權力運行規則和接受監督制約。三是規范民主集中制的運行程序,使之法定化、制度化和具有強制性。其次,需要引入檢察長負責制與民主集中制的銜接轉換機制。

　　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劉榮軍評論道:文章中亮點恰恰強調了檢察機關共同體個體化的問題,以前檢察機關一體化問題經常聽到,但是在文章里面談到有很多矛盾產生,強調了里面關系的平衡,這是很重要的。

　　析審查逮捕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權能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林喜芬在演講中指出:從配套制度上看,將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與裁斷放置在審前階段,不符合我國整體訴訟程序體系,同時也缺乏聽證程序與配套機制的補充。從實踐中看,由于我國檢察機關在批捕中信息獲取主要來源于偵查機關,可能導致非法證據的排除可能性較小。為了避免以上困境,追訴至上的理念需要調整,偵查案卷中心主義的訴訟模式也需要轉換,當然,具體的諸如增加辯護律師的介入比率,確立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自由證明標準,建立審前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與實體審判的阻斷機制等,也勢在必行。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龍宗智評論道:我覺得文章最成功的地方是對問題的分析,它主要的分析是在目前的框架之內,檢察機關、偵查監督要實現非法證據排除存在的幾大障礙,角色阻礙、價值目標的迷失,這些問題我覺得分析的是比較到位的,有實證也有理論。

　　用統計學方法研究取保候審后風險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吉喜在演講中指出: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79條第1款具體規定了“具有逮捕必要性”的五種情形,但是司法實踐主要還是依據辦案人員的個人經驗。其實,可以嘗試運用統計學方法更客觀研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后逃跑的風險。這個方法對于司法實踐中規制逮捕裁量權,客觀地評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后逃跑的風險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國強評論道:這篇文章研究方法新穎獨到。不僅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去搜集證據,而且還應用統計學的方法,從統計性的角度通過單變量和多變量的風險評估來設置一個參考系數,這是我們將實證研究方法和統計學數據變量結合起來的研究方面,是一種有力的嘗試,應該充分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