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時間：2017-06-06 來源：中國法學網 責任編輯：elite
關于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幾個問題
張文顯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多次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是由一系列分支學科體系構成的，法學體系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2017 年5月3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座談會上就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特別是其中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人才體系作出了明確指示。本文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指導，結合對我國法學體系現狀的分析，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思路和建議。
一、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重大意義和迫切需要
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重大意義和迫切需要應從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整體意義來深刻把握。
1.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水平代表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競爭力、軟實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的力量既體現為硬實力，也體現在軟實力上。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歷史性進步，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貨物貿易世界第一，成為全球主要對外投資國，軍事力量也有顯著提升，具備了一定硬實力。但是，作為有著近14 億人口的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在世界第80 位左右，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要是加上其他因素，例如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生產安全狀況等，我國的排名可能還會后移。所以，習近平主席提醒我們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想成為一個強國，擁有強大的話語權，參與主導世界游戲規則和經濟政治秩序，關鍵還是要增強實力。這也就是為什么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要加強能力建設，繼續做強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辦得更好，我們才能有更大的國際話語權，才能把握游戲規則，才能掌握我國發展主動權”。但是必須看到，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并不是國家綜合實力唯一的決定力量，實力與話語權并不是當然的對應關系。比如英國，經濟實力雖已下降，但在全球事務上依然擁有較強的話語權和軟實力。這是因為話語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為話語權的重要基礎在于一個國家能否產生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體系，能否創造出具有自己思想內涵、符合發展規律同時又具有感召力和普遍示范效應的話語體系，在于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和話語體系的質量。一言以蔽之，在于能否創造出讓世界認可或接受的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而這正是當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莊嚴使命和重大任務所在。建設自己的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對于爭奪話語權、增強軟實力是至關重要的。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曾引用拿破侖的一句名言，世上有兩種力量：利劍和思想;從長而論，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這正說明產生思想和形成思想體系進而形成話語體系具有重大意義，也表明中國供給世界的不應當僅僅是“中國制造”的各種商品和“利劍”，也應該包括思想成果和文明成果。正如習近平所說的：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
話語權和軟實力與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密切關聯。習近平精辟地指出：“支撐話語體系的基礎是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沒有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就沒有話語權。”可見，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也是增強我國話語權、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迫切要求。
2.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迫切需要
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地位更加重要、任務更加繁重。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如何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新形勢，如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呈現、各類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多的新形勢，如何提高改革決策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如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全面從嚴治黨進入重要階段、黨面臨的風險和考驗集中顯現的新形勢，如何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總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可以也應該大有作為。”
3.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持問題導向
習近平指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總的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尤為重要，也極為迫切。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和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多次把法學作為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多次強調開展法學教育改革，推進法學理論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法學工作者堅持馬克思對法學研究的指導地位，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國的法學體系獲得了長足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并初步具備中國特色。但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的依法治國實踐和法治改革，面對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激蕩、碰撞的新形勢，面對經濟發展形態與國際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新挑戰，面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新問題，面對統籌推進依法治國、依規管黨和制度治黨的新形勢，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法學思想文化交融交鋒的新局面，必須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構建能夠解決中國問題乃至世界性問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人才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必須對現存法學體系的優勢與短板有清醒的認識。首先，現存法學體系不能適應建設中國特色法治體系的需要。現存法學體系是以現行法律體系為邏輯脈絡構成的，憲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刑法學、訴訟法學等學科劃分基本上是根據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主要法律部門而劃分的，無法與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目標和實踐相適應，必須站在構建法治體系的角度來反思中國特色法學體系建設的問題。其次，現存法學體系缺乏對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的統籌思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而且要加快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治理體系乃至治理體制的變革，推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公正化。現有法學體系的知識和理論鎖定在國內法思維上，不能適應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相統籌的新形勢，難以適應中國作為一個已經站在世界舞臺中心的負責任大國的使命和擔當。再次，現有法學體系無法適應豐富的法治工作實踐，尤其不能適應法治全球化的需要，不能勝任培養熟練掌握國際規則和通曉國際法律理論專門人才的職責，法學教育的短板大大限制了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現有法學體系缺乏對國家治理體制現代化的智力支持和理論支撐。中國不僅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而且推進國家治理體制的現代化，從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到國家治理體制的現代化是一個巨大的制度跨越，標志著我國法治文明的轉型升級。現有法學體系，特別是法學理論體系還不能夠回答由此引發的新問題、新挑戰，不能給國家治理體制的改革提供有效、管用的學理支撐。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重大任務就是要從根本上補齊中國法學的短板。
二、如何把握法學體系的基本構成
對中國特色法學體系可以分解為以下四個方面，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必須以這四個方面為著重點和著力點。
1.構建法學學科體系
法學學科體系可以從不同角度劃分，從學科創新發展的角度可分為傳統學科、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需要從三個方面實施體系創新。第一，傳統學科的升級轉型。法學理論、法律史、民法、刑法、憲法等傳統學科在發展過程積累了豐富的智識資源，持續不斷地為法治建設提供智力支持。但相較于我國法治建設的實踐創新，也出現了智識隔絕、知識老化、方法陳舊等問題，需要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推動這些傳統學科的升級和改造。第二，發展新興學科。社會發展和法律實踐中產生的新問題和新需求，需要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新興學科的出現是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的體現，發展新興學科是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重要任務。第三，支持交叉學科。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出現的許多新問題不是傳統的法學理論和方法可以獨立解決的，例如，網絡法治、金融法治等新興問題，需要經濟學、統計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參與，需要文理工多學科協同。面對法治的新興領域，要應對法治新興問題，必須鼓勵、支持和培育交叉學科，為交叉學科提供發展平臺。總之，在法學學科體系建設上，要使基礎學科健全扎實、重點學科優勢明顯、新興學科與交叉學科綜合學科創新發展、冷門學科代有傳承、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輔相成、學術研究和成果應用相互促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高校學科結構不盡合理，課程體系不夠完善，新興學科開設不足，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不夠。”所以，法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重點在于創新法學學科體系，我國法學院校要大力支持和扶植法學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
學科體系同教材體系密不可分。學科體系建設上不去，教材體系就上不去;反過來，教材體系上不去，學科體系就沒有后勁。培養出好的法治人才，需要有好的教材。經過努力，通過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我們在法學教材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總體看這方面還是一個短板。要抓好教材體系建設，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要求、立足國際學術前沿、品種齊全的教材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教材建設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設什么樣的教材體系，核心教材傳授什么內容、倡導什么價值，體現國家意志，是國家事權。對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哲學社會科學教材進行國家層面規劃，是許多囯家的通行做法。在教材建設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深入研究“教什么”的問題，也要深入研究“教給誰”和“怎樣教”的問題。要創新教材編寫、推廣、使用體制機制，集中骨干力量，統籌優勢資源，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現在，教材編寫主體比較多，質量參差不齊，在選用上一定要把好關。要建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專業核心課程教材目錄制度，國家統編教材要推動使用，水平不高、導向有問題的教材不能使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也明確提出：“要組織編寫和全面采用國家統一的法律類專業核心教材，納入司法考試必考范圍。”這些重要思想和決策部署必將對我國法學教材體系、學科體系建設和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2.構建法學學術體系
法學學術體系,包括法學知識體系和法學理論體系。法學知識體系，即有關我國法律規范體系、法律制度體系和法律實踐體系的知識。知識體系的構建使得以憲法為核心構筑起來的法律體系及其各個主要法律部門的基本規范、基本制度、基本原則的知識系統化、體系化，這是通過法律解釋學或法教義學完成的;使得立法、執法、司法、法治監督、法治保障、普法教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自治等法治實踐及其經驗升華為系統的知識，這是通過法理學以及立法學、執法學、司法學、法律政治學、法律社會學、法律教育學等學科完成的。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法學知識生產規模迅速擴大，知識體系日益龐大。據不完全統計，每年有上千部學術著作問世，近8萬篇論文發表。從知識生產規模來看，法學可能已經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僅次于經濟學的知識產業。但如果從知識生產的質量來看，法學的發展形勢卻不容樂觀。在數量眾多的法學成果中，絕大多數屬于知識增量類、信息類成果，甚至可以說對法學知識體系沒有實質性貢獻。十幾年來，我國法學領域重復研究問題的現象比較突出。這種重復研究表現為相當多的法學成果在論題、思路、話語、觀點、方法等方面大面積雷同，可讀性不強。學術評價體系的扭曲導致不少人尤其是一些中青年新銳作者過分注重“學術GDP”，急功近利。以“智庫”建設、應用研究為導向的學術引領也使得法學界致力于基礎理論、中國傳統法治思想和法律文化、比較法的研究被邊緣化。
法學理論體系，是由法學的基礎理論、法學的核心理論、法學方法論等構成的理論體系，是法治實踐經驗的科學化、概念化和理論化。中國特色法學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實踐化、中國化、當代化的成果。
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列寧社會主義法制思想、毛澤東法律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蘇聯社會主義法學理論構成其知識來源;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構成其文化資源;西方法學理論構成其重要的學術淵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的實踐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是一個體系完備、邏輯一致、結構完整的有機整體，其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方法論為指引，在基本內容構成上主要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基本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門法的核心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三大板塊，分別從法學、法律、法治三個方面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的理論全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基本理論”具體包括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本體論、法律價值理論、人權理論、法律體系理論、法律運行理論、法律程序理論、法律文化理論、法律職業與法律方法理論、法律與社會的理論等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集中體現中國特色的理論主要有：法的概念論、法的階級本質與社會本質理論、權利本位理論、和諧價值理論、人權發展理論、法律體系構建論、社會主義先進法律文化理論、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法律職業倫理理論、社會管理創新法治化理論，等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門法的核心理論”具體包括中國社會主義憲法與憲治理論、行政法理論、刑法理論、民法理論、商法理論、知識產權理論、經濟法理論、社會法理論、環境法理論、刑事訴訟法理論，民事訴訟法理論和國際法理論等部門法學理論，主要包含各個部門法學當中起支架性作用的核心理論，特別是屬于中國原創或在繼承和借鑒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重大理論。例如：社會主義憲法與憲治理論、民生行政理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理論、社會危害性理論、死刑限制理論、刑罰執行理論、量刑規范化理論、自我設限的民法調整對象理論、三重所有權與平等保護并重的物權法理論、體系創新的侵權責任法理論、和諧婚姻家庭關系理論、知識產權國家戰略理論、和諧勞動關系法律構建理論、生態文明和環境權理論、訴訟與非訴解紛銜接理論、國際法治理論等創新理論。
就法學的歷史使命和時代主題而言，法學理論體系中最核心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包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理論、法治理念與法治精神、立法理論、執法理論、司法理論、法律監督理論、法治教育理論、法治話語體系、法律發展與法治現代化理論等內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論、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理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有機統一理論、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理論、法治精神理論、立法體制理論、執法改革理論、司法文明論、司法改革理論、法律監督體系理論、法治話語自覺構建論、法治發展模式理論、法治中國建設理論、統籌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建設的理論，等等。
法學理論體系構建極其重要，為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培養造就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備力量”。
3.構建法學話語體系
法學話語體系是由諸多關于法和法治的理論、信念和實踐經驗等所組成的思想體系，它以民族語言的形式集中表達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關于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的理解。其主要特征是：第一，法學話語體系的形成是以成熟的法學理論特別是成熟的法治理論體系為基礎的，可以說是法治理論體系發展的高級階段，在這個階段關于理論體系的思考已經進展到理論的自主性。第二，法學話語體系代表了一種價值和信仰體系，而且話語體系的形成也有助于這種價值和信仰體系在社會中的建立，這是話語的觀念功能和構建作用。正是因為價值和信仰體系的確立，法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了一種成熟的、得到普遍接受的、獲得內在認同的法治理論觀點和理論體系。第三，法學話語體系是以活的民族語言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語言構成了思想意識(包含話語在內)存在的根基，而不僅僅是存在形式的反映。這就決定了法學話語體系的構建既要立足于我們自身的法律現實生活的語言，又要植根于法治現實生活的充分要求。
法學話語體系(法治話語體系)是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1年，黨中央就明確提出“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在國家層面上提出了以對中國實踐的創新性解讀為基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以及在世界層面上爭奪話語權的重大課題。幾年過去了，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占領世界話語體系高地、掌握話語主動權的能量仍顯不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分析的那樣：“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特別是在法治和全球治理領域，“西強我弱”的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不少方面還沒有話語權，甚至處于“無語”或“失語”狀態，我們設置議題的能力、參與和主導規則制定的能力仍比較弱。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國際傳播能力方面的問題，有西方受眾心理方面的問題，但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話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國發展優勢和綜合實力還沒有轉化為話語優勢。針對這種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爭取國際話語權作為必須解決好的重大問題。爭取話語權，前提是話語體系的形成，關鍵是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指出：“支撐話語體系基礎是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沒有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就沒有話語權。”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出：“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如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這就向包括法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界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務，即通過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加強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服務于增強話語權的國家戰略目標，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展現中國思想、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
“話語權”是指“話語體系”依其自身所負載的思想體系的力量而形成的權威性和影響力。話語體系的形成為話語權的形成創造前提;話語權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支配力。依循這一規律，話語權的功能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在國內方面，它表現為話語體系的引領力、主導力，亦即引領思想理論、公共輿論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力;在國際方面，它表現為話語體系的影響力、支配力，以及轉化為參與國際事務和規則制定的能力。因而，構建話語體系的目的也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主導和引領思想理論、公共輿論和社會意識形態，為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的思想基礎和輿論環境;二是增強中國在世界舞臺的話語權，為建設民主法治、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打造軟實力。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不能有效論證或支撐自己的主張和行為，也就談不上對國際事務的支配力。
話語權的主要標志是話語體系的影響力，而這又取決于我們能否創造出具有自己思想內涵、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全球化趨勢同時又具有感召力和普遍示范效應的話語體系，即我們能否創造出讓世界接受的思想體系。我們可能不同意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但我們沒有提出同樣有影響力的理論。在法學領域，我們仍然缺乏像龐德、哈特、羅爾斯、富勒那樣的大師級人物。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法學話語體系經歷了歷史性轉化。起初，我們幾乎全盤接受了蘇式法治理論，這一套以階級斗爭和專政專制為核心的話語體系支配了我們的法律思維與法律實踐，也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蘇式法學話語體系破產之后，我們在法學恢復重建階段幾乎又不加反思地轉而求助于西方的法學話語體系，成為西方法學的“搬運工”。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法治體系構建，推進法治改革，法學話語體系隨之朝著中國化、時代化轉換，關于法律、法治與法學的研究達到了一個自主性的階段，即不依賴外來理論、觀念與言說方式的指引就能思考自己的問題、闡述自己的實踐、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我們開始擁有足夠的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自信、法律的制度自信和法學的理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融通了世界法治話語體系，同時包含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實踐進程中陸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法治話語，例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結合;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有機結合;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的有機統一;以人為本、公平正義、自由平等、誠實守信的公民法律意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和諧法治觀;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通過法治手段保障改革成果;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法治中國建設論;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人民是法治的主體，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法律是治國之重典，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碰觸，等等。這些法治話語深入滲透在法治建設的各個環節中，為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話語體系凝聚著法治的中國經驗，飽含著法治的中國元素，彰顯了法治的中國精神，描繪了法治的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形成，必將打破西方法治話語體系的支配地位，消解西方法治中心主義的影響，有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法治話語權和影響力。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我國法學話語體系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比較小。盡管我國是法學大國，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盡管我們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越來越密切、頻繁，但是總體上仍缺乏與國際法學界平等對話的足夠能力。這主要表現在，在全球性或重大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中國學者很難參與國際學術前沿問題的討論，更難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問題或觀點，而主要是介紹一些中國的情況和經驗。很少有中國學者在國際權威性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或在國外出版有影響的學術著作。當前的對外學術交流主要表現為大量引進國外特別是西方的知識、理論和方法，而較少向世界輸出中國自己的知識、理論、方法，因而總體上仍是一種從西方向東方的單向知識引進運動。盡管我們的某些學術觀點可能也為國外學者所注意或引用，但仍然沒能產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的理論和方法，難以在國際思想市場上進行較量與競爭。代表時代高度的法學學術大家、學術流派和學術群體沒有形成，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比較定型且具有說服力、感染力、穿透力的法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還不能與西方法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平起平坐，更無法消解法學的西方中心主義。
當前，構建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關鍵是在理論創新過程中，善于提煉標識性、融通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例如，我們反對西方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作為“普世價值”強加于人，但是我們不能夠因此而否認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在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主席鮮明地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我認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共同價值觀的提出，使我們在價值問題上從被動轉向了主動，為我們樹立了融通世界話語的典范。
4.構建法學人才體系
對法學人才體系可以從兩個方面把握。第一個方面是法學研究專門隊伍。包括五路大軍，即高等院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黨校和行政學院、黨政部門所屬研究機構、軍隊院校等的研究力量。建設人才體系首先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習近平指出：“要實施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工程，著力發現、培養、集聚一批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學貫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一批理論功底扎實、勇于開拓創新的學科帶頭人，一批年富力強、銳意進取的中青年學術骨干，構建種類齊全、梯隊銜接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體系。我們要把這支隊伍關心好、培養好、使用好，讓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具體到法學學科，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重點打造一支政治立場堅定、理論功底深厚、熟悉中國國情的高水平法學家和專家團隊，建設高素質學術帶頭人、骨干教師、專兼職教師隊伍”。這些高層次人才隊伍包括：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重點高校文科資深教授、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青年“長江學者”、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提名獎獲得者等。
中央最近出臺的《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和《深入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規劃綱要》都對人才體系建設作出了頂層設計和具體規定。
第二個方面是法治人才培養體系，亦即法學教育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指出：“法治人才培養上不去，法治領域不能人才輩出，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搞好。”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一支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法治人才隊伍建設的源頭是法學教育，高校是法治人才培養的第一陣地。所以，要推進法學教育改革，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具體而言，一要堅持立德樹人、德育為先的導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方位占領高校、科研機構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陣地，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形成培養社會主義法治人才的良好制度環境、理論環境、人文環境和輿論氛圍。二要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國特色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并從制度上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考場、進頭腦。三要深入實施卓越法治人才培養計劃。四要推進法學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五要切實抓好法學教師隊伍建設，重點打造一支高素質學術帶頭人、骨干教師、專兼職教師隊伍。
三、中國法學體系如何體現中國特色
習近平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說明中國特色不是刻意作秀，而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中國特色也不是自說自話的特色，而是讓世界認同的中國特色。應該說，中國特色就是中國模式，就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就是中國的大國責任。
法學體系的中國特色應體現在四個方面。
1.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我國發展歷程賦予的規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國，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最終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自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貫穿研究和教學全過程，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
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關鍵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有多個存在形式，諸如經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大創新理論，也包括經過實踐檢驗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解決三個問題：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核心要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來，其中“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
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同時，要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還遠未結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以，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
2.體現繼承性與民族性
我們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包括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及其中國化形成的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創新和國外法學取得的積極成果。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
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祥最早的國家之一，法制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構成和明顯標志。中國古代法制文明中有許多超越時空、具有普遍價值的因素。例如，注重法律的人文精神，強調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社會和合;善于通過人文精神對社會成員心理和觀念世界的整合與引領，來維系和范導整個社會;注重禮法互補，主張德治與法治并存，強調明德慎刑;注重法律的教育功能，主張以法為教，強調法律的任務不僅是“禁暴懲奸”，而且要“弘風闡化”，仁義禮樂者，皆出于法;注重治國者、執法者的道德品質以及對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主張為官者、執法者要清正廉潔，光明正大，發揮以吏為師的榜樣作用;注重法律的綜合意義，主張對法律條文和典籍從天理、國法、人情的有機結合上予以解釋和注釋，法律的實施不能就事論事;注重變法促進，強調通過變法革新來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保持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加強了法律文化研究，在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豐富資源進行梳理和甄別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和揚棄，把那些能夠與以科學、理性、民主、自由、公平、人權、法治、和平、秩序、效率為內容的時代精神融為一體的文化傳統融入到了社會主義法治之中，使中國法治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渾然一體。
在法學體系民族性構成方面，當代中國法學家和法律人擁有百年不遇的機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不到4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法治路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確立，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依法行政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穩步前進，權力監督不斷加強，普法教育蓬勃開展，法學教育突飛猛進，法學的國際化顯著加速。我國積累的與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法治建設經驗，是法學研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本土資源。立足中國經驗和本土資源進行理論概括和理論體系構建，將是中國法學擺脫對西方法學理論的依賴，創造自己的理論的天賜良機。中國法學界一定能夠不辱使命，從中國的法律生活和法治經驗中提煉出一系列概念、范疇、理論，以之來觀照、解釋和批判中國法律發展實踐，助推實踐的深化和拓展，并為世界法學新發展作出我們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
當然，強調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習近平總書記針對法學領域如何處理好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指出：“對世界上的優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積極吸收借鑒，也要加以甄別，有選擇地吸收和轉化，不能囫圇吞棗、照搬照抄。”
3.體現原創性和時代性
習近平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永恒主題，也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社會總是在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總是層出不窮的，其中有一些可以憑老經驗、用老辦法來應對和解決，同時也有不少是老經驗、老辦法不能應對和解決的。如果不能及時研究、提出、運用新思想新理念新辦法，理論就顯得蒼白無力，哲學社會科學就會“肌無力”。法學理論的創新性既表現為知識創新、理論創新，也表現為方法創新。理論創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條規律是創新，提出一種學說是創新，闡明一個道理是創新，創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創新。
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實踐向我們所提出的時代性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構成了我國法學理論創新的動力和源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創造了全面依法治國的奇跡，形成了法治建設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為我國法學學術研究和理論創新積淀了極其豐富、極其鮮活的資源，在此基礎上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法治故事，傳播好中國法治聲音，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完全應該的。如果我們這一代法學家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對不起偉大的人民，有負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偉大事業。
創新是學術進步的標志，也是學術進步的強大力量。然而，中國法學界這幾年的創新動力嚴重下降。如果說前些年是創新能力不足，那么，當下則是創新動力不足。其表現也是其原因在于：第一，很多人的學術精力往往集中在對中央文件、政策、法律的注釋、解釋、闡釋上，而對文件、政策、法律的評論、反思、批判不足，把探索性學術研究混同于注釋性法治宣傳，很少提出富有創新意義的法學理論或法律發展目標與實踐路徑。第二，由于歷史的教訓和當下的思潮干擾，一些人仍心有余悸，生怕被扣上“左”或“右”的大帽子，而遠離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和論題，寧可說些套話、空話，也不“越雷池一步”。在法學理論研究面臨諸多思想禁錮和僵化教條的前提下，沒有思想解放運動突破重圍、開辟道路先導示范，就不可能有法學界的理論再創新。第三，學術爭鳴、學術批判嚴重匱乏。最近十幾年，學術爭鳴、學術批判不見了，甚至嚴肅的學術評論也“失蹤”了。不同學術觀點、研究范式、學術流派之間嚴肅認真、理性平等的學術爭鳴和學術批判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沒有了批判和爭鳴，自然也就談不上創新發展。
中國共產黨為我們廣大研究人員樹立了理論創新的典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施總體國家安全觀，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堅持正確義利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等等，都是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和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法治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新的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題、新觀點和新表達，指導法學理論創新。
4.體現國際性和全球融合性
當代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不能脫離整個世界的發展，要站在國際和全球的視野上構建中國的法學體系，要實現國內法學與國際法學的融合，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中國法學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把中國經驗總結好，為解決世界性法治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在梳理和繼承中華法律文化優秀傳統的同時，我們十分理性地重視借鑒和吸納以西方法治文明為主體的現代法治文明成果。人類社會創造的法治文明具有普遍意義，尤其是近代以來基于啟蒙思想而形成的依法而治(法治國)、權力制約、人權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約自由、罪刑法定、疑罪從無、正當程序等法治理念，反映了人類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智慧和經驗，反映了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這些都體現在我國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之中。我們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西合璧、與時俱進的法治建設成就，彰顯了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民族性、開放性、包容性和進步性。
總之，在馬克思主義的統領下，建設中國特色法學體系，需要做到四個堅持：第一，堅持繼承與創新的一致性。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建設中國特色法學體系必須摒棄歷史虛無主義，珍視和鞏固自身傳統和優勢，節省創新的機會成本。創新是繼承的目的，繼承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為了更為有效地創新，當前特別需要加強對黨中央法治建設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第二，堅持體系意識與問題導向的一致性。建設法學體系必須要有體系意識，但是不能從純粹的邏輯體系出發，而要堅持鮮明的問題導向，著力研究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第三，堅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和面向現代化的一致性。中國特色法學體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法學體系，要善于提煉具有引領作用的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積極引導國際法學界展開研究和討論。第四，堅持遵循法治發展規律與法學學術發展規律的一致性。要創造性地根據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根據法治文明、政治文明演進的一般規律，遵循法學學術發展的規律。
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應當著眼于長期規劃和持續努力，著眼于嚴謹的科學探索，著眼于思想權威的產生。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形成不是靠設立幾個課題、組織幾個團隊，也不是在很短期內就可以實現的目標，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是難以奏效的。當今世界，西方有影響的法學體系特別是其中的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都是歷經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淀而形成的。應當調整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發展政策，制定科學的學術評價標準和績效考核辦法，打造有利于理論家和思想庫學者厚積薄發、“十年磨一劍”的政策機制，營造有利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解放思想、理論創新、對話交流，包容歧見、寬容失敗、允許試錯的學術環境。
來源：《中國大學教學》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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