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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需要中國的智慧交代

——寫給2015十大法治圖書

　　1913年，北京春早，寒風料峭。孫中山出奔東瀛，袁世凱竊據高位，政局瑟瑟如草，民國搖搖欲墜。已離開政壇的沈家本纏綿病榻，呃額蹉嘆，“可憐破碎舊山河，對此茫茫百感多”。歷史洪流稍歇之際，一度中斷的《法學會雜志》復刊，這位媒介中西法制的冰人欣然題序：“吾國近十年來亦漸知采用東西法律。余從事斯役，延訪名流，分司編輯;并聘東方博士，相與討論講求。復創設法律學堂，以造就司法人才，為他日審判之預備。規模略具，中國法學，于焉萌芽。”并希望“異日法學昌明，鉅子輩出，得與東西各先進國媲美”。

　　這也許是沈家本最后的法治遺囑，半年后他便溘然長逝。而以一種神奇的方式，2015年《法治周末》十大圖書，恰似在向百年前的法治先驅遙遙致意。歷史追尋、思想探源、理念更張、自然正義，講述的都是同一個“法治東西”的故事。西與東，水與乳，云與泥?是愿景，是宿命?是助飛的羽翼，還是沉重的肉身?西法東漸的內在張力，蘊含了此后中國法治與法學的是是非非。

　　一個多世紀的篳路藍縷，很少有人會否認中國推行法治的真誠，也很少有人會無視中國在法治化進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法治大興，發生的很多，留下的卻有限。我們充盈著希望，也彌漫著焦慮。人們對法治的心靈需求越來越大，不滿足漸積漸深，但法治的推行卻早已不可能勢如破竹，而是如掘巖石，寸進不易。法治永遠在前方，就像在等待戈多。

　　實踐者與研究者也有相互不耐的跡象，知識者不滿于實踐者，實踐者失望于學術界，共識出現裂痕。這可能是人類政治、社會與法治轉型中的一段彌足珍貴的心史。但難以忽視的是，在知識開放、信息暢達的今時今日，知識者日益演化為專門化和專業化的普通社會分工群體，而愈益喪失傳統士人對社會所具有的知識優勢，對政治所具有的道義優勢。

　　法治是美好的，但它是否窮盡了人類治理智慧的極致，達到了盡善盡美而絕對不容置喙?西式法治同樣是好的，但它是否只擁有歷史決定論意義上的唯一路徑或模式，而排除了其他國家制度創新的可能?法治是我們共同的理想，但現實世界中各國各族推行法治的成敗如何，得失何在?法治與政治的關系究竟該如何處理，它究竟是政治的禮服，還是變革的扳機?人類對法治的理解與研究，究竟還有沒有突破西方理論框架、范式而進行智慧創新的可能?某種意義上，模糊的空間越來越小，亮出底牌可能就在彈指之間。

　　我們對法治所曾經持有的一套西方話語、西方典范、西方理想、西方目標，雖然仍不失其現實的感召力與理論的解釋力，但卻很可能再次有了強力的競爭者。我們應該堅持法治的理想、目標，永不放棄對任何異域優秀治理智慧的學習，但也同樣應該關注當今世界法治的現實、法治實現的具體條件以及屬于我們自己的智慧創新與民族貢獻。中西之間關于終極理想的預設終究是不同的，并自然而然會影響到各自的政治愿景與法治理想。

　　特別是在互聯網信息時代，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愈來愈呈現出從算術級到幾何級的變化，我們固有的所有治理智慧與法治機制都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農業文明時代的中國治道，工業文明時代的西方法治，在生物技術突破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新時代，將會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治理與法治，又會發生何等驚心動魄的理論升華與智慧突破?思之令人神往!這是人類的問題，也是屬于全人類的機緣;在大變革可能發生之際，法治當然需要中國的智慧交代，呼喚中國的思想貢獻。而如2015年法治十大圖書這般對歷史的反復致意，堪為我們提供反思的契機與前進的動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