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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9日，眾所矚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出席了簽署儀式，其中50個國家正式簽署《協定》，其余7個國家見證簽署儀式。根據《協定》規定，此次未簽署協定的意向創始成員國應于2015年年底前完成簽署。《協定》在簽署之后，還需經各國國內立法機構批準。一旦有至少10個簽署方批準、且其初始認繳股本不少于認繳股本總額的50%，《協定》即告生效，亞投行也將正式成立。預計此項工作將于2015年年底前如期完成。

　　一、亞投行的法定宗旨與基本架構

　　根據《協定》規定，亞投行的宗旨是通過在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并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伙伴關系，應對發展挑戰。亞投行成員資格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通常所說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開行”)成員開放，亦即成為世界銀行或亞洲開放銀行成員是加入亞投行的前提條件。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系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系行為負責的亞投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亞投行提出加入申請。

　　亞投行的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分為100萬股，每股的票面價值為10萬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為實繳股本和待繳股本，其中實繳股本的票面總價值為200億美元，待繳股本的票面總價值為800億美元。原則上，亞太地區內外成員的出資比例為75:25;經理事會絕對多數同意后，亞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調域內成員出資比例，但無論如何域內成員出資比例不得低于70%。在75:25的范圍內，域內外成員認繳股本以GDP為基本依據進行分配，GDP按照60%市場匯率法和40%購買力平價法加權平均計算。

　　亞投行的治理結構采取國際金融組織的通行模式，分為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三層架構。理事會為亞投行最高決策機構，擁有除《協定》明確授予董事會行使之權力以外的一切權力;董事會負責亞投行的總體運營，共設12名董事，其中域內9名，域外3名;董事會之下設行長1名，從域內成員中產生，負責亞投行日常管理工作并領導管理層，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一次。亞投行總部設在北京，并可在其他地區設立代表機構或辦公室。

　　目前中國在亞投行法定股本中的認繳額為297.804億美元，占總股本的30%左右，系亞投行第一大股東;按現行投票權計算規則計算，中國的投票權占到總投票權的26%左右，也系所有成員中最高。由于亞投行的投票表決機制分為一般多數通過和絕對多數通過，特定重大事項需要絕對多數即7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因此中國將在事實上擁有對亞投行重大事項的否決權。

　　二、亞投行對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意義

　　對于正在穩步推進之中的“一帶一路”戰略而言，亞投行的正式成立和有效運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亞投行將與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一起，在資金融通方面匯集資源、提供便利，實現融資領域的“互聯互通”，為“一帶一路”保駕護航。特別是，考慮到亞投行在成員方面已然具有相當程度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運作模式和治理結構上也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樣的多邊金融組織以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區域金融組織作為借鑒和參考，其在促進區域開發融資、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方面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首先，亞投行及其融資機制有助于縮小“一帶一路”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資金缺口。目前“一帶一路”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于經濟增長，僅在亞洲區域內就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據亞開行預測，未來1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要8.22萬億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200億美元基礎設施資金。除相關國家自行籌集建設資金外，多邊和區域開發金融機構是重要的融資來源。而目前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開行，其融資能力都遠遠不能滿足上述資金需求。亞投行正式成立運行后，通過使用自有資金，并憑借自身信譽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籌措資金，投向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縮小上述資金缺口。

　　其次，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戰略齊頭并進，相得益彰。雖然有人將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關系比擬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之于馬歇爾計劃，但這種比擬并不十分恰當。馬歇爾計劃是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成立3年后推出的，其實質效果是取代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成為歐洲恢復重建的主要資金來源(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此后的工作重點則轉向為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與此不同，亞投行籌建與“一帶一路”戰略推出是在同一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現載體。其與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和機制一起，為“一帶一路”戰略的穩步推進保駕護航，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最后，亞投行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和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金融和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與自身經濟實力并不相稱，而在相關國際經濟組織中缺乏足夠話語權是一個重要原因。亞投行是在中國主導下建立的區域開發性金融機構，也是首個總部設在中國的國際經濟組織。無論是從實際作用還是象征意義看，這都有助于我國提升在區域和國際金融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積累通過國際金融組織實現國家利益的經驗，進而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推進提供助力。

　　三、亞投行未來運作中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雖然亞投行迄今為止的籌建工作達到甚至超出了預期，說是取得了“開門紅”也不為過，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建成有特色、有影響的“百年老店”，尚可謂任重道遠。就未來運作而言，其尤須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一是商業與政治的關系。亞投行是一個國際組織，而不是一個商業機構，其以促進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和實現共同可持續發展為宗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很強的政治性。這決定了亞投行不能像一般的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一樣，以利潤最大化作為判定標準和追求目標。但亞投行畢竟不是公益組織或慈善機構，其天然具有金融機構和商業組織的某些特質，例如必須關注其對外貸款的安全，確保能夠有效回收，從而使得持續運轉成為可能。在這方面，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常常因其相對嚴苛的貸款條件而受到詬病，但這些貸款條件卻又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貸款的安全，使得資金能夠形成有效循環。因此，必須客觀、全面地看待亞投行運作中的某些商業化要素，處理好商業與政治的關系。

　　二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表決機制上，亞投行實行的是類似于股份公司的“資本多數決”制度，成員投票權的多少，取決于其所持股本的多少。此系國際金融組織的通行做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開行等均是如此。這是國際金融組織商業化特征的一個表現，著眼于組織決策和運行的效率。但這種有別于“一國一票”這一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傳統原則的表決機制，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效率與公平、或者說資本與民主之間的潛在沖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所以在治理結構方面屢遭批評，美歐發達國家持有過多投票權，特別是美國擁有事實上的重大事項否決權，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面，亞投行已經作出了一些改進，例如以GDP作為股本分配的基本依據，排除有利于傳統發達國家的另外一些參數;部分引入購買力平價作為計算GDP的方法。這些做法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多份額和投票權。盡管如此，資本與民主之間的潛在沖突依然存在，包括中國雖然并不刻意追求但仍因投票權分配規則和表決機制而自然獲得的事實上的重大事項否決權。在此情況下，如何妥善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特別是妥善定位“大股東”的角色，將直接影響到亞投行的未來運作。

　　三是區域與多邊的關系。這里又包含兩層意思：首先是域內成員與域外成員的關系。亞投行首先是亞太地區的開發性銀行，以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為出發點和依歸;與此同時又對區域外開放，歡迎區域外成員參與本地區建設和發展。在未來運作中，在域內成員股本占比不低于70%的約束性條件下，如何確保域外成員的參與積極性，充分利用其專長和經驗，是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其次是作為區域開發性金融機構的亞投行與作為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的世界銀行之間的關系。原則上，二者之間是合作互補的關系，特別是世界銀行作為已有60余年歷史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其豐富的經驗、規則和標準可以為亞投行提供指引和借鑒。但在具體運作過程中，二者之間難免會出現一些職能職責上的交叉、重疊乃至抵牾、沖突。對此，一是要事先就引起高度重視，作出充分預判;二是要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機制，及時加以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