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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旗幟鮮明提出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論斷,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明確了內涵、規定了性質、確定了道路、指明了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歷史與現實相統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在歷史方位的四個坐標上,有自己的時空定位和時代特色。

　　一是相對于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們所走的是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本質和定性問題上,我們的法治“姓社”,它們的法治“姓資”。這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法治道路和法治模式,決不能混為一談,決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的法治模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堅持法治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社會主義道路,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基本前提,這是一個不容討論、毋庸置疑的立場問題、原則問題和方向問題,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本質要求。

　　二是相對于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現在越南、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們所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和歷史沿革,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國情和社會條件等綜合因素,決定了我們的法治只能走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只能學習借鑒而決不能復制克隆蘇聯、越南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

　　三是相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述和描繪,我們現在是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因此,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仍然存在,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難免存在的問題,是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問題,這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四是相對于我國歷史上中華法系的法文化和法制度的模式,我們今天所走的是一條現代化的法治道路,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結果的土壤和基礎上,秉持開放包容、學科創新精神,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生產關系和先進文化的法治類型,是學習借鑒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現代化產物。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弘揚中華法系和中華法文化的優良傳統,也要堅持洋為中用、與時俱進,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在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進程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這種時空定位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堅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決定》明確指出,這個總目標的要求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義在于:一是向國內外鮮明宣示我們將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走什么樣的法治道路問題上,必須向全社會釋放正確而明確的信號,指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認識和行動。二是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三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框架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軌道上不斷深化改革。

　　(作者李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來源：政府法制2015,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