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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司法改革現在正處于行進中。改革雖然有個時間表，但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可能會暴露出來。改革是個進行時。法官業績考核表面上看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實際上牽一發動全身，它可以將司法改革的許多問題牽連起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當下討論法官業績考核、法官評價機制等，與在以前討論這個問題時的背景大不一樣，主要有哪幾個因素呢?一個最大的背景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以審判為中心”的命題。這個命題不僅僅涉及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的關系問題，更重要的對法院內部來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法院的全部工作，包括從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層人民法院的全部工作，都要回到“審判”這個中心上去。所以法官業績考核也要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這個理念明確了，法官業績考核的指標問題等許多問題都會得到一些啟發。

　　另一個背景，就是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繼明確提出撤銷一些不合理的評比指標，這也是一個大背景。2015年1月，中央政法委要求中央政法各單位和各地政法機關對各類執法司法考核指標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消刑事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項目。在此前的201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取消對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的考核排名。從最高人民法院的措辭中不難看出，對各級法院的考核排名實則有悖于司法規律，不利于調動法官的辦案積極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取消對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的考核排名之外，還同時決定，依照法律規定保留審限內結案率等若干必要的約束性指標。而其他設定的評估指標一律作為統計分析的參考性指標，作為分析審判運行態勢的數據參考。

　　過去法院系統設置的指標體系無限多，這方面有不少的專門研究報告。從最高人民法院來講，過去的這些年對法院和法官的考核指標不斷的在變化，在修正，越來越復雜和繁多。什么叫不合理的指標?其實就是對過去設置的一些指標體系的反思，如上訴率、裁撤率、調解率、一審自動履行率、改判率等等。許多指標體系不取決于法院自身，如一審自動履行率，雖同判決是否公正有關系，但和當事人如何對待判決也密切相關。還有改判率，和我們對“錯案”的理解相聯系。與此相對應，法官的職業豁免問題也應該作為重要問題進行研究。因此，在當下大的背景不一樣的情況下討論法官業績考核問題，需要重新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

　　現在討論法官業績考核問題，可能不自覺地會處在一個兩難境地和矛盾現狀。比如考核應該還是不應該的問題，許多人認為考核還是應該的，對它的必要性沒有太多的質疑。現在全國人民都在“掙工分”，各行各業都在考核，但對于業績考核都處在一種矛盾現狀和兩難境地。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從國家層面來講，要求弱化、取消各種不合理的考核指標，在司法方面的具體表現就是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砍掉一些不合理的指標體系;但是另一方面又似乎在強化指標考核，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還有，現在的考核和考評可能存在著一個異化問題。所謂的異化，就是原來這種考核是為了促進我們的工作，但現在有時候反而變成了制約我們工作的一個障礙;異化現象還表現在，一些原本只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現在將它們變成了一個評比的數據。比如，國內目前關于學術期刊的統計數據，有關機構在發布期刊數據時講得很清楚，它只是表明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就是這一年下來，它是一個什么基本狀況，但是我們把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變成了一種評比數據，變成了一種排名數據。法院考核是否也有這個現象存在，也是需要考慮的。最高人民法院雖然提出，除依照法律規定保留審限內結案率等若干必要的約束性指標，其他設定的評估指標一律作為統計分析的參考性指標，作為分析審判運行態勢的數據參考。但只要考核指標存在，很難不把它演變為評比指標。考核本來是為了促進我們的工作，但反而成為了我們的一種負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存在于數字化背后的復雜因素可能遠遠要我們想象的多得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法官考核中探索了一個“案件復雜度分析”，這使我想起了近年我所關注和研究的一個問題，即關于捐獻器官移植中的正義問題。中國目前器官資源嚴重短缺，器官捐獻也很有限。國際上以前的做法是排隊等待，先來后到，后來發現這辦法不行，有病沒病都去排隊，該得的人得不到，排在前面的先得。于是，中國衛生部請香港的專家設計了一個系統，引入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我將它概括為“最危險程度”，就是病人的最危險程度，有好多指標體系，它是自動生成，拿到一個器官后，分值高的病人先選，它也有一些優先條件，比如親屬之間優先，本地醫院之間優先等等，用這個來解決不公平問題。那么，對于法院的案件，大家都普遍有一個共識，就是不同的案件之間存在一個復雜性程度的問題。不同的案件之間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但怎么樣對案件進行復雜性程度的判斷和分析，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如果搞得太細，可能會形成負擔，走向繁瑣;但如果搞得不細，考核部門又覺得不好操作，所以也是一個矛盾的糾結。

　　還有，法官業績考核指標的設定，要有可比性，即可比較性或可評比性。既然是業績考核和評價，我們拿出來的指標肯定要有一種可比較性和可評比性，這中間要做大量的分析。其中還包括了主觀性評價到底要不要的問題，而客觀性評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體現公正，這兩個問題都是矛盾的。如果過于強調主觀性評價，就會出現有的基層法院一位老法官一個案件沒有辦卻被評為優秀，但是辦了100多個案件的法官卻沾不上邊的現象。這種主觀性評價表面上是民主的(即通過投票的方式，或法院領導評議等方式)，實際上把真正優秀的、干活的法官拋掉了。中國現在有好多學術評價、職業評價，靠所謂的民主投票來解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辦法。將一些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處理，是不行的。這種主觀評價要不要，需要考慮，這個問題很復雜。還有，中國大陸現在的法官制度、結構、現狀和國外的以及中國香港、臺灣和澳門地區的法官制度、結構和現狀不在一個層面上，這里面有沒有一個可比性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我們現在搞員額制改革，是向法官精英化邁出的第一步，但離真正的法官精英化尚遠。

　　此外，關于指標體系到底是越細越好，還是粗線條好，也是一個矛盾。有的人主張指標體系越細越好，但也有人對所謂“精細化管理”進行反思，認為精細化管理越走越遠。這里面有一個問題，不管是精細化也好，粗線條也好，我認為每一個指標的設計要經過充分的論證。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作翔

　　(《人民法院報》2015年9月18日第7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