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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是認識世界，后一件事是改造世界。他還認為，無論是認識活動還是實踐活動都要“胸中有‘數’。就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落實這一要求，需要提倡依“數”治國理政，依“數”公正司法。我國傳統的國家和社會治理缺陷在于沒有將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往往過于依賴德治和人治，而不注重科學之治。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我國封建社會從明清逐漸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以“數目字”管理，而西方現代國家之所以興起，就在于其管理的科學化，這種科學化是建立在重視數據、運用數據基礎上的。反觀我國傳統社會，我們有濃厚的“差不多”傳統文化，管理者和執行者、被管理者都是“差不多”先生，凡事不求量化和精確。社會治理和事務管理中，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桌子執行、拍屁股走人就是生動寫照。這種治理文化和治理思維只能適應農耕社會，在現代工業社會，尤其在信息化社會就更行不通了。

　　人民法院要實現公正司法并實現科學發展，需要強調科學司法、科學改革，即要充分發揮司法統計數據的作用。司法統計數據是認識司法、評價司法的重要依據，法官應當高度重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認為，司法裁判將可能更多地借助經濟學和統計學的數量分析。按照信息學的原理，行為產生信息，信息反過來決定和影響行為，即行為→信息→數據→信息→規律→知識→行為。司法統計是司法審判活動的信息數據化記錄，司法統計數據信息源于審判，服務于審判，不僅全面客觀反映審判執行工作，而且是司法決策、審判管理、司法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依據。人民法院能否科學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找準問題，尊重規律，科學決策，因此，客觀、真實、準確、及時的數據是科學司法、科學改革的依據。同時，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是社會矛盾糾紛的反映，司法統計的案件信息是經濟社會運行的晴雨表，是社會公共信息資源，因此，司法統計是檢驗立法、政策實施效果、推動立法完善、改進社會治理、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傳承前人和借鑒他人的經驗

　　清末民初時期，盡管政局動蕩、戰火頻繁、內外交困，但無論是清末變法修律，還是民國立法，都比較重視統計調查。清末在憲政編查館下設統計局，各部院包括大理院、法部設立統計處，這些統計機構的職責是“調查各國統計，頒成格式，匯成全國統計表及各國比較統計表”，內容包括外交、民政、財政、教育、軍政、司法統計、實業、交通、藩務統計，目的是為變法改革提供決策依據。現在已是大數據時代，我們更應重視調查研究，主要靠數據說話，不能只依賴于走訪、開座談會等傳統的調查方式，應當充分發揮司法統計全面調查與抽樣調查相結合這種綜合調查方式的優勢，即現代化的信息優勢。做到找準改革問題要充分發揮統計調查的作用，解決改革問題要充分利用實證研究的成果，評價改革效果要充分依靠統計數據的事實。從國外看，上世紀末舉世聞名的英國民事司法改革，根據英國當局提出的改革要讓民眾接近正義，實現“所有人的正義”的目標，改革者做了大量功課。如在改革準備階段，為數眾多的專家學者、法律工作者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并且將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所有問題都交給研究者用統計數字的形式加以證實與說明。我國臺灣地區近些年的司法改革中，不僅改革前進行詳細周密的統計調查，而且改革后同樣進行非常詳盡的統計調查，調查民眾、律師等群體對司法改革效果的評價。

　　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規定了許多重大司法改革，這些改革任務的落實無不需要用統計數據說話。例如，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司法職權配置、實行法官員額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跨行政區劃法院、實行司法責任制等，中央已經作出頂層設計，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出臺綱要和要求，不少高級法院已經提出具體方案，如何把這些方案和要求落實到每個法院乃至具體部門或崗位，則需要各級法院注重運用統計方法，根據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不同層級法院職能定位、人案比例、案件權重、人均結案率、辦案效率、不同層級法院辦案量等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科學測算，合理制訂各項改革方案和預案。

　　科學運用司法統計數據

　　首先，應當在尊重司法規律的前提下運用數據。司法審判有其特殊的規律，不同于車間生產和行政管理，如果以行政化的管理手段管理審判，即使運用統計數據等精細化的管理手段，也與司法審判方枘圓鑿。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花了很大力氣開發的人民法院案件質量評估指標體系，正確運用，可以從整體上客觀評估審判質量，發現問題，改進工作，促進公正。但錯誤利用，則會簡單化為對法官個人的考核考評。如果在扭曲的司法政績觀指引下，還可能變成造假的動因。又如，結案率本來是衡量法官工作量和辦案效率的指標，但由于過于追求政績和形象而往往被人為抬高，動輒以100%的結案率追求社會叫好，而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盡管此指標已被審限內結案率取代，但在審判工作中，這項指標還有一定積極意義，只是不要把它作為法院管理的指揮棒。

　　其次，應當運用真數據決策。真實的統計數據能夠客觀反映法律實施情況，但是虛假的數據不僅歪曲地反映法律實施情況，而且容易誤導決策。用虛假數據制訂改革方案，無異于用偽劣材料修建安居工程，遺患無窮。例如有個別地方，由于經費、考核、評先等方面的原因，對征地拆遷、物業糾紛、勞動爭議、知識產權等案件進行拆分，導致法院受理案件量和人均結案量大幅提升。當然，也有的地方由于社會治理和維穩等考核指標的影響，法院在立案、調解等方面做文章，人為導致訴訟案件量逐年遞減的現象。雖然這些只是極個別現象，但是如果法官員額、經費保障等改革方案是基于這樣的統計數據論證設計的，改革方案的權威性及改革效果可想而知。

　　再次，應當全面運用全部數據。本輪司法改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這些困難和挑戰在于是我國改革攻堅階段攻堅性改革，在于我國司法國情的復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我國這樣的東中西不平衡性和千差萬別的復雜性，因此，在改革調研論證時所選擇的樣本要全面，既要有東中西反映地區性差異的數據樣本，又要有反映最高和高中基四級法院的數據樣本;既要有能支持方案的數據樣本，也要有反對方案的數據樣本，以保證論證的充分和周全。

　　重視司法統計的基礎建設

　　當前，司法統計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夠，信息化基礎落后、發展不平衡，信息孤島嚴重等，這與人民法院面臨的形勢任務的要求差距很大。要把司法統計工作作為人民法院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首先，有關法院領導應切實轉變觀念，要有大數據意識，形成重視大數據、尊重大數據、匯聚大數據、開發大數據的觀念。不能將司法統計和統計數據當成工具，要發揮司法統計和統計數據信息的多重價值，如司法管理價值、司法公開價值、司法研究價值等。

　　其次，要保證統計數據質量，維護司法統計誠信建設。統計工作中的弄虛作假對司法公信力的傷害不亞于徇私枉法，枉法裁判。關鍵在于領導要樹立科學的司法政績觀，統計人員要恪守職業道德底線。在統計工作中，領導不能長官意志干預統計人員依法獨立客觀公正地開展統計工作，否則應當問責。統計人員也要剛正不阿和堅守誠信的底線。各級法院要堅持依法統計，全國法院要加強司法統計工作的規范化建設，建立健全司法統計規章制度，統一案件信息標準，嚴格違法違紀統計制度，加大違法違紀統計的懲戒力度;要堅持陽光統計，推動司法統計數據公開透明，保證司法統計數據經得起歷史、人民、法律的檢驗，讓司法統計數據信息成為法治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公共資源，讓司法統計數據信息成為社會各界監督司法的窗口。

　　再次，加強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要堅持頂層設計、統一標準、整體推進。統計工作的信息化建設不能只注重硬件建設，不注重軟件建設;也不能只重視硬件和軟件投入，不重視人才引進和培養;更不能只是記賬式應用，不重視開發性應用。我們要一起努力，讓全國法院司法統計信息早日全面實現互聯互通、資源共享，切實為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奠定基礎工程。

　　最后，重視司法統計隊伍建設。加強司法統計職能，加強組織機構建設，下大力氣培養人民法院集法律、統計與調研于一體的復合型、高精尖專門人才隊伍。

　　作者簡介：胡云騰，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

　　本文刊載于《人民法院報》201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