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3月12日
星期三
時間：2018-07-11 來源：法制日報法學院 責任編輯：att2014
葉青（華東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黨的十九大向全黨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但也不諱言當下中國發展所面臨的矛盾。其中，如何解決改革開放以來累積的各種社會糾紛與人民內部矛盾，就是一個現實挑戰。從中共黨史的角度看，任何時代出現的矛盾都給黨的執政帶來過程度不同的挑戰，但幾乎所有矛盾都不是無解的。一部黨的執政史，就是一部矛盾解決史。總結起來，經驗不外乎兩個:一是黨自上而下的戰略部署和安排；二是黨對自下而上自主創新的尊重和鼓勵。楓橋經驗屬于后者。今天討論的新楓橋經驗大體上是這兩種路徑的結合。那么，按照治理現代化的要求，楓橋經驗提供了哪些啟示?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呢?
一、中國故事需要本土化的社會治理話語來詮釋
社會治理一詞具有“舶來品”的特征，系借用了世界銀行的“治理”概念，應用于社會管理領域而最終形成的。從學術界的文獻比較研究發現，中國的社會治理實踐上體現出黨的領導、政府責任、秩序優先、民生關懷與基層自治等特征。總體上判斷，中國社會治理研究的話語體系并未同步，尚處于建構之中，且表現出對外來話語的依賴性。即使是對于發端于中國基層的草根創新，學術話語建構也體現出一定的滯后性。楓橋經驗就是典型例證。這個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社會治理經驗，需要學術界在話語轉換上進行探索。
其一，立足“楓橋”文本，詮釋社會治理的“中國故事”。中國社會發展甚速，在實踐上沒有照搬西方模式，因此學術話語建設中不能簡單地引用、采納和傳播西方學術范式，以免造成謬種流傳。在中國，類似楓橋經驗的社會治理實踐創新不勝枚舉，但基本處于“自發運轉”狀態，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現象并不鮮見。
楓橋經驗告訴我們，社會治理實踐需要理論的提煉，從而達到解釋、歸納和模式推廣(可復制、可推廣)的目的；同時，楓橋的社會治理經驗也需要理論的指導，最終達到問題發現、回答和解決的目的。換句話來說，楓橋經驗需要本土化話語體系的學理支撐，不但要解釋一個又一個楓橋式的社會現象，同時也能夠觸類旁通，為挑戰社會發展的各種新業態和新趨勢做出判斷，并提供解決方案。
其二，創造性轉換“外來話語”，盡快擺脫“學徒”狀態。從中國社會治理的實體內容中尋找議題，塑造本土化的社會治理話語體系，學術界任重道遠。
其三，塑造“可對話”的社會治理話語體系。前文有述，學術話語構建需要立足本土實踐“文本”，同時也需要學術的交鋒與對話。這是因為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能自說自話，需要在“對話”中加以體系化。當前，社會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具有很強的實踐特征，迫切需要學術的包裝和完善。如果說，“共建共享”尚有同西方學術話語對話的空間，那么“共治”則需要學術界就概念界定、理論建構、模式推演等方面作出貢獻:一方面，這是解決現實治理難題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也是詮釋中國故事的迫切需要。
二、仍然需要關注的重大學術問題
楓橋經驗提供了中國社會治理的現代樣板，但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模式，即便從當下的現狀判斷，楓橋經驗可以深化的問題領域依然不在少數。其中，有些問題事關整體，聯系到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構建，以下幾個重大問題是無法回避的，需要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同時給出答案。
其一，黨的領導。需要指出的是，堅持黨的領導并不是簡單地出于所謂“政治正確”的考慮，而是有充分的理論支撐。馬克思主義經典政治學理論認為，“先有社會、后有政黨”，政黨為社會群體反映、輸送、綜合和實現利益，并最終消亡于社會之中。在生產力水平尚未達到政黨消亡的情況下，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無法回避、無法替代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根據楓橋經驗，黨的領導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反映社會。馬克思主義將政黨視為社會發展過程的產物，是“階級和階級集團……確切的政治表現。”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堅稱“群眾利益無小事”，在政治上宣示了黨的階級屬性和執政立場。而協調社會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則是具體反映社會的執政功能。二是整合社會。楓橋經驗展示了基層自治的能力，可以認為:社會的安定和諧與黨的整合能力呈正向相關關系。三是塑造社會。現代社會處于快速轉型階段，人們的成長經歷、物質環境、價值觀念會在身份認同上產生了差異，葛蘭西認為，政黨的任務就是“以飽滿的能量反作用于這些階級，從而培育、鞏固這些階級并使其越發普遍化。”因此，在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黨的領導越發顯示出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其二，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報告為社會治理提出的基本目標是“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里，有兩個政治期盼:一是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問題，二是非政府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問題。聯系到楓橋經驗，“矛盾不上交”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撂挑子”“甩包袱”:一方面，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越高，“留給”基層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就越少；另一方面，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現代化水平越高，越能夠對基層自治提供指導作用，二者的“互動”就越緊密，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就越高。顯然，在可見的未來，如何提升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是一個現實的、重大的時代任務。
其三，治理重心下移。中國具有“強政府、弱社會”的傳統，在很多治理領域，政府甚至承擔了“無限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任務在基層，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也在基層。楓橋經驗已經在實踐上證明了這一論斷，但同時也可以看到楓橋可以繼續深化的領域，如基層政權建設、社區機制、社會組織第三方參與等。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越是走向深入，越需要找到更多的重心下移路徑。
其四，法治路徑及其在新時代的定位。通過對楓橋經驗的總結，能夠發現有三種社會調解的依據:一是鄉村精英的魅力機制，馬克斯·韋伯稱之為是“克里斯瑪型權威”；二是鄉村社會規范機制，主要構成是鄉村的習慣法；三是現代法律體系。其中，第三種法律在場的幾率并不大，以前兩種居多。在實踐中，楓橋經驗有其合理性、有效性，但也容易出現矛盾反復、定分止爭不夠公正等問題。現代法治文明已經在新生代社會群體中留下深刻的法律印記，僅憑經驗、精英和社會規范來調解社會矛盾的做法正在遭遇各種挑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目標，黨的十九大重申了法治的地位，如何使法治在楓橋經驗推廣中發揮主導作用，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其五，豐富共建共治共享的保障機制。隨著新技術廣泛應用于社會領域，社會治理的保障日益豐富，智能化、信息化水平越來越高。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才“下沉”到基層，楓橋經驗的推廣將越來越有保障，社會治理的專業化水平也必將得到提高。
（文章為作者在第十三屆中國法學青年論壇上的發言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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