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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遠:司法改革與非法證據排除

時間:2015-12-21   來源:中國法學網  責任編輯:elite

編者按: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王敏遠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法治)之“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中指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貫徹落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但該項改革舉措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招致了諸多“不滿意”,現階段的“不滿意”主要是對非法證據在司法實務中經由審判予以確認并且得到排除的實例比較少而言的,我們需要用積極的心態和有效的方法來應對。

司法改革與非法證據排除

——在“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2015年12月11日)

  王敏遠

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會議給我安排的這個發言機會。我發言的題目是《司法改革與非法證據排除》。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是指刑事訴訟中的職權部門采用刑訊逼供等方法獲得證據,依法應當予以排除。這項制度是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部門制定和頒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所確立的。《刑事訴訟法》2012年修改之后,在新的《刑事訴訟法》當中也作了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從制度的內容來看,似乎并不是一個很宏大的問題,只是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制度的一個部分而已。但是,我認為,它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部分,對于規范職權機關的取證行為、保障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本單元主要討論的是“法治和司法改革”,非法證據排除不僅是刑事程序法治發展的重要標志,而且,貫徹和落實也是這次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我們現在討論這個題目,恰逢其時。

  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發展,當然也標志著我們國家法治水平的發展。非法證據排除原本是一個對法治發展來說很好的制度。奇怪的是,這一制度從開始建立,到貫徹落實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不滿意,方方面面的不滿意。而這些不滿意,所透視的正是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的特點,以及我國刑事訴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所以,我的發言將圍繞著“不滿意”來分析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以有助于進一步探討這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對法治、對司法改革的重要價值。我想講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不滿意現象的描述。通過對關于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各種不滿意的簡單描述,使大家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的制度和它在實踐中的狀況有一個概括性的了解。

  我們可以看到,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不滿意,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不滿意的主體可以說各方面都有:從我們這些研究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學者來看,已經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不夠滿意,為什么呢?因為它不夠完善,它重點規定的是排除非法的言詞證據,而違反程序非法獲取的實物證據雖然也規定了排除,但是排除的條件很苛刻,或者說不排除的理由很多,更重要的是,與典型意義上的“酌定排除”,有距離。而在司法實踐中,幾乎各方都不滿意。辯護方對此不滿意,原因很多。包括提起排除非法證據的審查程序很困難;或者,即使啟動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實際上真正認定為非法證據并且把它排除,則更加困難;至于有效排除,則是難上加難。控方對非法證據排除也不滿意,原因也很多,最主要的就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的審查,使得我們的控方幾乎成為被告方,成為審查其收集證據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合法,公訴方成為了被告,使其很不滿意。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也不滿意,因為法院以往的審判主要集中在對案件的事實和證據以及法律適用等問題,而現在的法庭審理,由于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的提出,使得法庭審理的內容很多時候會集中于取證手段、方法、程序是不是合法這個問題上,而把法庭想要解決的事實究竟如何、證據的真實性等問題,反而放到一邊了。社會公眾對非法證據排除經常會有不滿意,因為即使被告人提出了非法證據問題,法庭審理的結果,不論有沒有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非法證據排除的情況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所以社會公眾也有不滿意。

  對于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不滿意,可以說的內容很多,時間關系,不能展開說,只能簡單地做一個大致描述,以便于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有一個概括性的了解。

  二是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和解決這種不滿意。不滿意本身意味著這項制度有一定的問題存在,對此,應明確認識。但如何認識和解決不滿意,是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不滿意,我們認識和解讀的時候,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來展開。時間的關系,我僅從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從積極的方面來解讀這種不滿意現象。所謂積極的方面解讀,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從不滿意內容的變化,認識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發展、認識我國法治的發展。我國以往的刑事證據制度中,沒有規定非法證據排除。那時,人們不滿意的內容,是我們國家沒有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而現在,人們不滿意的內容是沒有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這個不滿意的內容所發生的變化,顯示的正是法治的發展。而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實施不滿意,開始的時候是非法證據的審查程序很難啟動。現在,隨著這幾年實踐狀況的發展,非法證據的審查程序的啟動,相對比較不那么難了,人們的不滿意,更多地轉移到了非法證據在實踐中被確認并且予以排除這個問題上,而且,對此的不滿意還在進一步發展。例如,人們不滿意排除的只是非法獲得的口供,且往往局限于重復供述的那一部分。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規定了控方有責任證明取證手段的合法性,即取證手段合法性問題證明不了的話,這個證據是要被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規定。但這個規定往往因為“重復供述”不能排除,而被規避了。雖然因為某一次審訊沒有辦法證明合法性,使得這一次審訊所獲得的供述就排除掉了,但是,這一次審訊之后,控方往往對之后的審訊有辦法“證明”取證是合法的,而之后的審訊獲得了與被排除的非法供述相同的供述,我們稱作為重復供述。重復供述不排除,這使非法證據的排除的實質意義受到嚴重影響。

  當然,應當看到,這些不滿意內容的不斷變化,是朝著有利于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自身完善和法治發展方向的發展變化。這是對不滿意積極的解讀第一個層面。

  對不滿意積極的解讀第二個層面,就是怎么處理、解決這些不滿意。我覺得,不滿意恰恰是我們推動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從建立到不斷完善的一個很好的動力,正是因為有這種種的不滿意,才促使我們進一步來推動它不斷完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不滿意確實是一個問題、不是一個好現象,但我們用積極的心態和有效的方法來應對的話,我們可以把這種不滿意的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作為推動和發展我們國家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一個很好的動力。對不同的不滿意,應采取不同的方法處理。對于公訴機關來說,其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不滿意,應當逐步消解,應適應這個制度所帶來的“被審”的角色;對法院來說,審判的內容擴展到非法證據的排除,也是一個需要適應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應當通過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實施,真正落實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以推動我國的刑事偵查依法收集證據,刑事訴訟中的職能部門更加規范地辦案,以更加有效預防、減少違法取證,更加有力保障人權。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覺得,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不滿意,可能就是法治發展的一個很好的標志。我們應當通過對不滿意的妥善處理,逐步推動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完善,實現司法改革的目標,并以此推動法治的發展。

  謝謝大家!

  (作者系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訴訟法研究室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網編輯富家奇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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