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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柏臺是中央蘇區時期卓越的紅色法學家，黨的早期司法專家， 1931年回國到中央蘇區工作，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歷任司法委員會委員，司法部副部長、部長，臨時最高法庭委員等職務，參加了大量的司法實踐工作，是人民司法的奠基人之一。

　　革命導向的“政法”思想

　　如何處理政治與法律的關系、處理黨與司法的關系，是中共早期“法學家”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作為早期的一個革命家、法律家，梁柏臺的司法思想體現出鮮明的“革命導向”，“在猛烈發展革命戰爭的時候，一切工作都應當以發展革命戰爭為中心任務，一切都應服從于戰爭。司法機關也應當如此，各級司法機關就在這一個任務下進行工作。”梁柏臺的司法思想，與黨的政法思想保持了高度的統一，以適應革命戰爭需要為司法機關的工作中心任務，在蘇維埃政府時期，這一中心任務就是要保障蘇維埃政權及其各種法令的實施，鎮壓反革命派別及反對蘇維埃法令的反革命行動?；蛘哒f，就是擔負著肅清國內反動勢力，鞏固蘇維埃政權的任務。他強調中央蘇區的主要司法機關裁判部，以后在判決反革命案件時，應當以保護工農權利，鞏固蘇維埃政權，適應革命環境，來保障革命勝利為前提。在各種司法的命令和指示上，也同樣要以發展革命戰爭的任務來指示各級司法機關。在司法人民委員部的指示下，各級裁判部所判決的犯人，判決監禁在兩年以下及處罰強迫勞動的，都編成苦工隊，陸續送往前方擔任運輸工作，以輔助革命戰爭任務。在每次苦工隊出發時，各級裁判部要向他們做相當的宣傳鼓動工作。司法機關的工作中，應極力節省事務經費以充裕戰費，解決案件，從前常有延長幾個月不審判而養著犯人吃飯，浪費公款的事情，梁柏臺要求每個案子，自進到裁判部起算，最多不超過半個月必須判決。這一個規定，雖然不能全部實現，但是也有相當的作用，大大節省了司法機關的經費。同時，在江西、福建兩省及瑞金直屬縣裁判部附設勞動感化院，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幾百個犯人實行強迫勞動，在經濟上不但能夠自給，而且還有多余，將成為國家收入之一項。

　　重視“程序”的法治思想

　　盡管面對“肅反”等特殊問題，梁柏臺反對機械的法條主義，強調法律以革命需要為轉移，但他同樣重視法律制度、法律程序的作用。在中央蘇區，司法機關對于革命工作還是個新鮮事物，裁判部等司法機關之前在蘇區是沒有的，是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產物。在司法工作中，每種工作都是新的創造和新的建設，所以特別困難。開始成立司法機關時，就必須注意司法程序的建立。首先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頒發了裁判部的暫行組織和裁判條例，依據該條例來建立各級裁判部的工作，來組織法庭，按照條例所規定的程序來審判案件。在司法實踐中，推進司法形式的統一化，司法人民委員部頒發了各種表冊樣式，如案卷、審判記錄、判決書、傳票、拘票、搜查票、預審記錄、工作報告表、搜查記錄、苦工隊登記表等數十種，以備各級裁判部使用，并且使各級裁判部的公文形式統一。1932年，梁柏臺在《司法人民委員部一年來工作》的總結中，特別提出了各級司法裁判部遵循中央法律制度、程序中存在的問題，上級的命令和指示，下級司法裁判部不能按時的正確的去完全執行，部分裁判部不按時向上級做工作報告，裁判部缺乏經常的工作。中央執行委員會有關改變肅反路線的第六號訓令，有時還不能完全的執行，審判的程序，還未能按照裁判部暫行組織和裁判條例的規定去進行。盡管他的法治思想、程序意識與現代法治的要求存在差距，但在戰火紛飛、形勢嚴峻的革命戰爭年代，能有這樣的司法觀，已經殊為不易。

　　一心為民的司法情懷

　　梁柏臺始終抱持著一心為民的情懷，這種為民的思想也深刻地融入他的法制與司法思想中。在法制建設中，他特別注意保護工農大眾的權益，1933年梁柏臺主持的司法部發出第九號命令，決定在城市、區一級裁判部組織勞動法庭，專門解決資本家、工頭、老板破壞勞動法及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等案件，以保障工人享受勞動法所規定的一切利益。

　　出于服務革命、服務大眾的思想，梁柏臺強調了司法語言的通俗化，司法手續的簡便化，以使民眾易于接近和理解司法。早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他就提出了語言文字的通俗化問題，比較了文言與白話孰優孰便后，提倡盡量使用白話文。他說言語是思想的表示，文字是言語的記號，思想怎樣表達，文字就怎么寫來。文字可以使我們自由發表思想，斷不能妨礙思想的自由表達。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強硬用古文寫作，就會窒礙我們的思想?！跋氤鲆环N思想意思，還要合這句話同古文對不對的，這句話做的工不工的，并且要用幾句典故，弄得腦子糊里糊涂，又費了好多冤枉的功夫，這是何苦呢?所以我說一句話，古文是死的，白話是活的，可知道白話要比文言好了，白話要比文言方便?！北M管在這里，他主要是從阻滯思想自由的角度談白話文的問題，但從這樣的思想傾向，不難看出，在司法語言的使用上，他同樣是贊同白話文，希望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使普通民眾都能理解法律。

　　今天我們如何評價梁柏臺的司法與法制思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若仔細審視其司法與法制思想，不少地方存在不統一，甚至相互矛盾之處，如一方面強調肅反時的革命導向，“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識，只要有堅定的階級立場，他就可以給犯罪者應得的處罰”，并且嚴厲地批評了機械的法條主義;另一方面，他又重視制度的建設，重視程序在司法中的作用，強調司法形式的統一化。對這樣的問題，乃至有些是背離“法治”的偏向，我們需要客觀地、歷史地認識，并作“同情的理解”。梁柏臺雖然在蘇區從事司法工作，但他更主要的是一個革命家，他的思想實際上是中共總體革命思想在司法中的反映。如果我們將眼光從那些時代局限性的司法觀念中移開，抽離出其更為本質的、積極的一面，就不難發現其有價值的內容。

　　梁柏臺始終強調了司法為民的主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始終圍繞著人民的解放與人民的幸福這一主題，特別體現出對底層人民群眾，即“平民”的關注。中央蘇區時期，建設工農蘇維埃，同樣是圍繞著“為民”這個主題，蘇維埃就是真正的平民共和國，真正的平民政權，按瞿秋白的理解，平民，是指與“上等社會”對應的處在被統治地位的“下等社會”，亦稱“下等階級”，包含了除封建地主、官僚買辦，反動軍閥有疑問的各社會階級。正如列寧所言：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解散了資產階級議會，建立了使工農更容易參加的代表機關，用工農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者有工農蘇維埃監督官吏，由工農蘇維埃選舉法官。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對窮人的民主。梁柏臺的為民服務的法制思想，正是馬列主義的深刻反映，無論是司法裁判中保護勞動者的利益，還是司法語言通俗化的風格，都體現出其司法為民的一貫思想。

　　梁柏臺重視專業人才在司法中的作用。專業化的司法人員是司法工作有效開展的關鍵，他總結司法人民委員部的工作，痛陳合格干部缺乏問題，裁判部有一部分工作人員，缺乏工作經驗，缺乏法律常識，因此在工作上常發生許多困難。故造就司法工作人員，實在是一件迫切應該做的事情。司法人民委員部應當盡量地培養司法工作人員，以充足各級裁判部的干部，更好地完成司法工作。這些思考，于今仍不乏現實意義。

　　(作者：韓偉 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