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時間：2015-02-02 來源：中國法律年鑒社 責任編輯：elite
????????2015年1月11日是甘重斗同志誕辰100周年。甘重斗同志是1936年入黨的老同志。解放后曾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文革期間遭“四人幫”迫害，文革后擔任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1981年參與籌建中國法學會并任副會長、黨組成員，1986年離休后任法學會顧問，開始創辦《中國法律年鑒》并擔任主編，1992年1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歲。當年在法學會工作的同志都尊稱他“甘老”。我是1988年暑期從南開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中國法學會法律年鑒編輯部，直接在甘老的領導下工作，得以經常聆聽他的教誨。雖然僅有四年的時間，但他所給予我的關懷、教育和影響，卻使我終生受益。
甘重斗（左）參加法學會會議時留影
這幾天一直翻看《信仰的足跡—甘重斗的風雨歷程》。其中有一幅圖片，是甘老坐在主席臺上，摘下眼鏡正認真做著筆記，后面沒有現在會議常用的背景板或會標。編者注釋為“甘重斗參加法學會會議時留影”。看來編者對這幅照片的具體時間、地點及出處也不甚了解。而我對這個場景卻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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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甘重斗在長沙湘江橘子洲頭留影
第一次陪甘老出差
1989年10月下旬，我到法學會工作剛一年多的時間。一天，甘老找我到他辦公室，說讓我陪他到河南新鄉出差，參加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和民政部婚姻管理司聯合舉辦的“全國治理違法婚姻理論研討會”。因我第一次要陪大領導出門，覺得有些緊張。從甘老辦公室出來，我就直接去找原甘老秘書、法學會研究部張明處長請教，問他陪領導出門兒要做何準備，有哪些注意事項。張明大大咧咧地說跟甘老出差不用準備，跟著走就行。
10月30日上午到新鄉，中午新鄉市委書記田紀震同志請甘老和同來出席會議的民政部原副部長王國權同志一起用餐。飯后在回酒店的路上，甘老跟我閑聊，告訴我田書記是田紀云副總理的弟弟，王國權是民政部的老副部長，解放初期當過熱河省委書記，因甘老解放前也在熱河省工作，文革前又長期在內務部工作，對王國權比較熟悉。我正輕松的聽著“故事”時，甘老像想到什么，話鋒一轉，嚴肅地對我說，你幫我準備一個明天會議開幕式的講話稿，注意關于婚姻管理方面的問題是王國權同志要講的，我只講學術研究的問題。我當時就有點不知所措，支支吾吾地說我現在全部的資料就是一個寫著會議名稱的胸牌，我以前對違法婚姻問題也沒有研究，來開會前也未做準備。甘老不理會我的托詞，而是不急不慢地說：什么是違法婚姻，違法婚姻的成因是什么，在當前社會上都有哪些表現，有什么危害，治理違法婚姻應采取什么對策等，這些問題學者們已經做了不少研究，你可以找楊大文教授(時任婚姻法研究會秘書長、本次會議的具體組織者)要些資料看看，這些內容簡單介紹一下就行。我主要要講的是如何開展學術研究問題，大體上有四個方面，一是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方向問題;二是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三是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就是要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四是要堅持“雙百”方針。之后甘老又分別對上述問題展開敘述了一番。其中特別提到舉辦這次會議是法學會與民政部密切聯系、互相配合、各展所長的一種形式，也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有效形式。這時我才明白，甘老對明天要講的內容早就胸有成竹，之所以讓我寫這個稿子，是要考校一下我這個當時在法學會年輕人中唯一的法學碩士。
當時寫稿子既沒電腦更沒“百度”，就是幾張白紙一支筆。從下午熬到晚上九點，終于把近3000字的講話稿交到甘老手上，心里多少有些忐忑。甘老接過稿子馬上就開始修改。不到一個小時，甘老拿著改好的稿子找我。我原以為只是讓我再抄一遍，甘老卻坐下來和我“商量”：這里這樣改怎么樣?那里那樣改怎么樣?這句話這樣表述是不是更好等等。這時我才真明白了，甘老既不是要考校我，也不是和我“商量”，而是手把手地教年輕人如何寫文章如何改文章，是對年輕人的循循善誘，精心培養。
記得第二天甘老在臺上講話時，在貫徹“雙百”方針一段最后，又加上了要貫徹“雙百”方針，同時也要理直氣壯的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斗爭這樣的話。看來甘老在早上又對這個講話做了修改。可惜當年這些紙質的稿子都沒有留下來。上面說的照片，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甘老講完話聽別人發言時拍的。
印象深刻的兩次編輯部全體會議
我到年鑒編輯部工作時，1988年《年鑒》已經編輯完，交到法律出版社排版、印刷。當時交給我的工作任務是承擔《年鑒》中“中央國家機關法制建設”部分的組稿及一審編輯。這一部分在1987年《年鑒》創刊本里還沒有，是1988年鑒增設的。因為1989年鑒還沒開始編，我主要是熟悉、了解國務院各部、委、局、辦的設置及相關法制工作情況，同時看看1988年鑒已經刊載的中央國家機關法制建設稿。
一次，甘老主持召開年鑒編輯部全體會議，好像是總結88年鑒的編輯工作。每次開這樣的會，我們既不到會議室，也不到甘老辦公室，一般是甘老端個茶杯到我們編輯部的辦公室開，大家也比較輕松，加上返聘和外聘的同志大約有六七個人。因為我剛來不久，又要接手編輯中央國家機關法制建設這個部分，因此甘老在總結時特別強調了這部分的重要性。他說，我們一開始編輯1987年鑒時，最注重的是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立法工作、公檢法司民(政)等政法機關的政法工作和法學教育與研究工作。后來我們關注了中央國家機關法制建設工作，在88年鑒里就刊載了部分財經、科技、文化、軍事等中央國家機關法制建設的內容。為什么要刊載這部分內容，是我國的國情決定的，是我國法制建設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我國正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搞改革開放，有大量的行政立法、經濟立法、涉外立法草案是由國務院各部門提出的，法律經全國人大制定后，又要由國務院各部門組織實施。國務院各部門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授權，還可以在其職權范圍內制定部門規章。因此，國務院各部門承擔著大量立法、執法、監督法律實施、開展法制宣傳等工作，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有很多重要法律的實施情況只有這些執法部門掌握，并通過他們的法制工作反映出來。去年我們已經刊載了十多個部委的法制建設情況，還很不夠，國務院有幾十個部、委、局、辦，要盡量全面地在年鑒上反映他們的法制工作，特別是注重反映一些重要法律的實施情況。
88年底至今，已經整整過去了27年，甘老在會上說的一席話，直到今天我都清楚的記得。因為當時我是一個剛畢業不久的學生，聽到甘老對中央國家機關法制建設重要性的深刻剖析，頓覺我的工作是和我國法制建設的大局聯系在一起的，有了一種責任感和榮譽感。經過努力，在接著出版的1989年鑒上，我們共刊載了中央國家機關約30個部門的法制建設情況及相關法律實施情況，基本完成了甘老布置的工作任務。
每年年底研究新一年年鑒的“選題計劃”是年鑒編輯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在88年底召開了一次編輯部全體會議，專門研究1989年鑒的“選題計劃”。從不停止思考，不斷創新編輯內容的甘老，在會上又提出年鑒應該刊載地方法制建設工作情況，并征求大家的意見。當時有的同志提出，作為《中國法律年鑒》應該主要反映國家層面最重要的法制工作，在第一部分公檢法司的工作中已經寫到了地方審判、檢察、公安、司法行政工作，且年鑒剛剛出版了兩期，在欄目設置上應相對穩定;也有同志從組稿難度上提出，目前編輯部力量有限，各地方法學會的組織機構也不夠健全，不像其他部門有自己的“腿”，能幫我們組稿;此外各地法制建設狀況參差不齊，我們也不了解情況，要組織各地方法制建設的稿件難度較大。
甘老認真聽了大家的意見，最后談了自己的看法。甘老認為，年鑒是記載和反映我國法制建設全貌的資料性工具書。所謂全貌，既包括國家的立法、執法、司法、法制宣傳、法學教育與研究，也必然包括各地方的法制建設。中國幅員遼闊，情況復雜，各地發展不平衡。為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同時又適應各地不同情況，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但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的立法權，而且在執法、司法、法制宣傳等工作中還有很多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新鮮經驗與做法，這些都是我國法制建設的組成部分。雖然在前兩期年鑒中刊載了部分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但這是靜態的，我們更應該反映地方法制建設中動態的情況，特別是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情況。雖然地方稿件在組稿上有一定的困難，我們可以不求全，有幾個省算幾個省，但反映的情況必須真實、準確，也要符合年鑒權威性的要求。
甘老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年鑒編委會委員們的支持。在之后出版的1989年鑒上就有了“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法制建設”這個欄目，共刊載了十多個省市法制建設的稿件，而且文章后署名的基本都是省部級領導。
從那時起到現在近27年間，無論年鑒的編輯框架體例如何變化，“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法制建設”和“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法制建設”這兩個欄目始終放在年鑒比較重要的位置上。
決定自辦出版發行
從1987至1989年，前三期年鑒都是由年鑒編輯部負責編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法律出版社在《中國法律年鑒》創辦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但年鑒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也帶來一些問題，最主要的是出版周期長的問題。每年《年鑒》從確定“選題計劃”、約稿組稿、收集稿件，再經過一二三審編輯修改，最后形成200多萬字的齊清定稿，大約要到每年五六月份。這時再把200多萬字的稿子交到法律出版社，根據出版社的編輯規范，還要再經過一二三審，后交印刷廠排版，排版后還要經過一二三次校對，等書完成印刷正式出版已經到第二年年初了。因年鑒本來反映的就是上一年情況，如當年不能出版而拖到下一年，就使年鑒提供的信息過于滯后，亦影響讀者的使用，進而影響年鑒發揮其社會效用。為解決這個問題，甘老下決心要自辦出版發行。并提出了自辦出版發行的目標：一是首先要做到年鑒當年出版與讀者見面;二是印刷質量要有所提高，定價要比原來的定價低;三是在沒有國家經費投入的情況下，年鑒要白手起家，自負盈虧，爭取當年就實現經濟獨立。這對于一個近75歲的老人來說無異于重新創業。
應當說，經過三年的實踐，年鑒編輯部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編輯工作逐步走上正軌。一旦自辦出版發行，就等于要開拓一個我們之前沒有接觸過的全新領域，全都要從頭學起。比如，如何排版，板式如何劃、字號如何確定，從哪找專業的校對人員，印刷是什么程序，封面、套封、內文用紙如何確定，52克紙多少令一噸、每噸多少錢，這些現在看似簡單的問題，當時對我們來說是一片空白。更難的是年鑒應該印多少冊，印出來以后怎么賣，如何打開發行渠道，如何做好經營等等，一長串的困難擺在我們這些“生手”面前。雖然工作頭緒紛繁復雜，我們在甘老直接領導和親歷親為工作作風的帶動下，不會就學，邊學邊干，有條不紊地開展自辦出版發行的各項具體工作，而每項重要決策都是甘老深思熟慮的結果。
記得當時為保持年鑒外觀設計的延續性，甘老出于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派我到法律出版社談，希望繼續使用年鑒原來的封面設計。因出版社不愿意年鑒拿出去自行出版，就不同意我們繼續使用原封面設計。我回來向甘老匯報，甘老說，他們不同意就算了。封面是年鑒的臉面，我們找人設計更好的，要50年不變。那年重新設計的封面一直沿用到現在。
1990年鑒新書印出來后，因學會沒有地方存放，就在外面找了一處房子周轉，幾千冊書要在那里包書、打捆、填寫粘貼地址，安排托運和郵寄，我們幾個年輕人一干就是四五天。甘老不但關心具體發行工作是否順利，還詳細詢問那房子里是否有暖氣、冷不冷?你們中午有沒有地方吃飯?使我們感受到家長一樣的關懷。
1990年，我們在甘老帶領下邁出了自辦出版發行的重要一步，年底全面實現了甘老確定的工作目標，年鑒首次當年與讀者見面，在降低定價的情況下完成了10余萬元的盈利。而且從此以后，保證年鑒在當年10月30日之前出版成了我們出版工作的剛性要求。
鼓勵我參加律師資格考試
1992年春天，一個做了律師的大學同學來看我，看著他開著私家車，講著代理各種案件中光怪陸離的故事，我非常羨慕。當時，我的月工資就幾百元，于是也動了報考律師資格的念頭。我先把這個想法和副主編劉殿祥同志說了。老劉聽后略帶神秘的告訴我，甘老已經向學會黨組正式提出要提你做年鑒的主編助理了。你參加工作才三年，還不到30歲就要解決處級干部，這在我們公安系統是多少人一輩子都追求不到的。你這個時候提出考律師，會不會讓領導覺得你不安心工作，有離開的想法，會對你的提升造成影響。因為當時的律師資格考試是每兩年一次，92年秋天不考，就要等到94年了。我想了一段時間還是覺得不該錯過這次機會，至少可以和甘老說說，聽聽甘老的意見，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和甘老非常熟悉了，有時都不覺得甘老是一位與我們身份差距巨大的部級領導，而是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老人。
那時甘老已經因病住院了，我們經常去醫院匯報年鑒的工作。這次到醫院除了匯報92年鑒各部分來稿和編輯情況，也把我考律師的想法和甘老說了，還特別強調我只是想做兼職律師。沒想到甘老聽后立刻表示支持，而且講了一番我之前從未思考過的話。甘老說，你們這批年輕人從學校一畢業就直接到法學會工作，一開始工作就看各部委法制工作的稿子，看最高法院審判工作的稿子，實際上你們對政法工作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全是文來文往書面的東西，沒有感性認識。通過當律師代理實實在在的案件，了解每一個案件的實際操作過程，就有了對司法工作最切身的體會，能夠了解政法工作的實際情況，你們缺少這樣的經歷和歷練，當律師不僅能提高你們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而且對你進一步做好編輯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聽了甘老的話，我為最初的想法大感慚愧。也體會到甘老對年輕人的教誨、培養無處不在。甘老最后還強調說，聽說律師考試是比較難的，你既然決定要考，就要認認真真的做好準備，要爭取考上，不能給研究生丟人。
在甘老的支持和鼓勵下，經過幾個月的準備， 92年9月我參加了全國第四次律師資格考試。那年全國7萬多人報名，不到1萬人通過了考試。我以超過分數線僅5分的成績踉踉蹌蹌通過了考試。成績出來后，我去醫院看甘老，甘老高興地說，看來南開大學的教育質量還是過關的。還開玩笑說，你現在是律師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你幫忙打官司了。這年10月，我主編助理的任命也下來了。
病重期間仍考慮年鑒的工作
1991年甘老因病住過一次醫院，手術后沒多久就回到機關上班了。我向他匯報91年鑒編輯的進展情況，說現在只差最高法院的稿子沒到，其他部門的稿件都收齊了，正在編輯修改。他聽后批評我為什么沒早向他報告這個情況，跟著就直接給任建新院長打電話。第一句話就是“我是甘重斗”，接著就說明現在年鑒只有法院的稿子沒到。放下電話我問甘老，您和任院長熟悉嗎?甘老又恢復了我們平常熟悉的表情說，我倚老賣老，為了工作，和他熟悉不熟悉都不要緊。當天下午，最高法院的特約編輯就給我打電話，說任院長批評他們了，他們會盡快把稿件整理好送來。
1992年下半年甘老又住院手術并確診為肝癌。那個時候醫院也沒有現在的護工，甘老的夫人關阿姨24小時陪護非常疲勞。劉殿祥同志就讓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安排好時間，白天輪流去陪護甘老，讓關阿姨白天能回家休息一會兒。說是陪護，實際上我們也做不了什么，多是陪甘老聊天，聊天的內容也多是圍繞年鑒的工作。
92年國內的圖書市場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先是大量法律工具書如《審判年鑒》、《檢察年鑒》相繼出版，可能會擠壓《年鑒》在政法部門的發行量。后是社會上已出現一些書商通過變相買書號出版法律圖書，致使圖書批發市場混亂，有的法律工具書甚至四折、三折就可買到，而年鑒不可能把折扣降的很低，使《年鑒》的發行工作可能面臨更多困難。面對這些情況，為了保持年鑒的經營效益，我們當時提出一是要大幅度提高年鑒的定價、降低折扣以利于銷售;二是要減少年鑒的印數以免造成積壓。那幾年已經習慣性的依賴甘老，像這樣的大主意一定要等甘老最后拍板。
當時甘老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他躺在病床上好多天都在思考著這些問題。有一天老劉和我都在，甘老像是做了最后的決定說，定價可以稍漲一點，但不能多漲;書的印數不能減少，今年賣不完還有明年后年。我們不能輕視經濟效益，但更要注重社會效益。
這時他眼睛看著窗外，像是對我們說，也像是自言自語：“我們為什么要編年鑒?年鑒有什么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總結了文革十年的慘痛教訓，提出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近十幾年來，我國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學教育與法制宣傳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發展，法學研究也有長足進步，這在新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我們在這個時候提出編輯出版《中國法律年鑒》，就是為了全面、客觀、準確地記載和反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歷史進程，使國內外讀者了解和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情況，展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最新成就。通過我們的記載，起到宣傳教育、資政育人、存史鑒今的作用，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服務。
法律年鑒連續編輯出版五年了，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已經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我相信，當你們把年鑒編到30本、50本時，它就是一部法制春秋，必將是無價之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們編輯年鑒最重要的是充分發揮它的社會效益，發揮它的社會公益性。我相信當初張老(張友漁同志)提出并力主由中國法學會承擔編輯《中國法律年鑒》的任務，也是從法學會的性質、地位、任務來考慮的，相信法學會能夠很好的完成這項工作。”這是一位有著深邃思想、淵博學識、傳奇經歷、豐富經驗的77歲老人對我們的最后教誨。
在我剛參加工作這一重要階段，能遇到甘老這樣睿智、富有遠見和開拓精神的老領導，并在他身邊工作了四年，真是莫大的榮幸。從甘老創辦年鑒到辭世雖只有五年時間，但甘老的思想智慧與工作方法對年鑒的影響卻極為深遠。二十多年來年鑒社的工作能得以持續穩步發展，正是秉承并傳續了甘老求真務實的編輯理念、開拓創新的工作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和朝乾夕惕的工作態度。值此甘老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數千言雖文粗意淺，僅以此表達我們心中對甘老的深切懷念和一片追思。（本文作者：諸葛平平，中國法律年鑒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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