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3月17日
星期一
時間：2014-09-16 來源：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律研究院 責任編輯：admin
? ? 2014年6月7日，由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律研究院主辦，華東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承辦，上海市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協辦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財稅法制問題”國際高峰論壇在華東政法大學長寧校區交誼樓順利召開。本次論壇是在中國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以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的舉措下召開的，從財稅法制的角度探索上海自貿區的使命、功能和要求。
本次論壇由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陳少英教授主持。上海市法學會研究部主任張志軍先生，韓國稅法學會副會長、韓國國民大學法學院院長安慶峰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劉劍文教授，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顧功耘教授先后致辭。本次論壇齊聚了30多位來自韓國國民大學、以色列內塔尼亞學院、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吉林大學、北京工商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立信會計學院、上海海事大學等國內外各大高校的學者和實務界的專家。
緊扣“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財稅法制”這一核心主題，國內外的學者分三個階段分別討論了“自貿區財稅改革之展開”、“自貿區財稅改革之域外經驗”和“自貿區財稅改革之制度創新”。并在交流與互動中達成了諸多有益之共識。本次論壇的綜述具體如下：
一、自貿區財稅改革之展開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劉劍文教授首先以“法治財稅視野下的上海自貿區改革之展開”為主題發言。劉教授認為應從兩個方面看待上海自貿區。一個方面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視角下的自貿區，另一個方面是自貿區要著力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要具有中國本土的特色。劉教授認為，上海自貿區作為原保稅區的升級版，承載著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歷史重任。在“理財治國”和建設法治中國的大語境下，法治化的財稅制度無疑是上海自貿區建設和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劉教授特別將深圳特區與上海自貿區進行了對比，深圳特區是一個制度的洼地，而上海自貿區則不然，由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上海自貿區的目標除了本身固有的對外開放、自由貿易的功能外，還承載著制度創新和改革尖兵的重任。劉教授主張自貿區應勇當財稅改革的新窗口。接著，劉教授對上海自貿區內未來改革的演進走向進行分析，認為打造透明預算、建設現代化的規范的稅制以及優化稅收征管是未來改革應走的“三部曲”。最后，劉教授通過國際比較和國內實踐分析得出了法治是改革成果的堅實保障的結論。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所長賈紹華研究員首先通過自貿區成立的背景和國內外形勢的比較，對上海自貿區建設的重要性進行了充分的闡釋，上海自貿區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示范作用。接著，賈老師從稅收制度的創新角度出發，認為自貿區發展的核心任務是稅制創新，稅收征管模式、稅收征管流程的再造。他通過對大數據技術的介紹，對稅收征收管理模式的創新進行探討。大數據技術是中國稅收制度創新的一篇大文章，它既可以解決稅收征管“人盯人”的問題，也可以增強國際稅收合作實現共贏，還可以有效遏制稅收流失。然后，賈老師探討了“負面清單管理”的問題，認為其與商事制度的改革是相通的。但“法無禁止即可為”可能導致的改革效能的弱化值得注意。賈老師主張上海自貿區應實現財稅一體化，第一，在大框架下的財稅管理一體化。第二，財務稅務信息管理一體化。第三，財稅、海關、工商管理一體化。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稅收利益的保障和納稅人利益的保障。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黨總支副書記，中央財經大學白彥鋒教授以美國底特律汽車城的破產為切入點，認為地區間競爭對地區發展的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在這一前提下，上海自貿區如何成為帶動整個長三角地區發展的引擎就成為了自貿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上海自貿區的建設與京津冀的發展有著共同的地方，都應該考慮地區間稅收競爭的問題，并從國際稅基的侵蝕和規范對此進行了分析。我國的稅法建設應遵從公平、公正原則。我國現在的外貿形勢比較嚴峻，但我國的出口退稅(增值稅和消費稅)卻逆勢增長，這是由于我國出口退稅機制發揮了協調作用。科學的財稅制度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制度保障，我們的稅制改革還面臨著部門間利益協調的問題和中央與地方利益協調的問題，主要稅種的改革還面臨著體制、機制創新的問題。
在與談階段，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財政系李香菊教授談到我國設立自貿區實際是建立體制和機制改革的試驗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體制和機制而不是稅收政策的洼地。她贊同了劉劍文教授關于自貿區財稅體制改革的一些觀點，上海自貿區的改革應該放到一個立體的坐標系下進行研究，從提高國家治理模式的角度進行分析問題。新形勢下自貿區作為經濟改革的試驗區，不僅僅應包括經濟體制改革，還應包括社會體制改革和法律體制改革。上海立信會計學院文法學院院長龍英鋒教授對自貿區內優化稅收法制、設置稅務法庭表達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自貿區內設置稅務法庭的問題還需要一些實際的調研數據來支撐。制度創新是必要的，稅收優惠政策也是必要的，稅收優惠政策是制度創新的必要支持。
在自由討論階段，上海交通大學許多奇教授提出上海自貿區主要還是金融方面的創新，稅收創新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沒有稅收優惠的支持下可能會導致自貿區在稅收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劉劍文教授回應了上述學者的兩個問題，一是在考慮自貿區稅收優惠制度時必須考慮到世貿組織規則與法治前提;二是在自貿區設立稅務法庭的前提是必須要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如有突破的話，稅務訴訟的案源會較現在有所增加。最后，荷蘭海關總署法規司前主管Hans Van Bodegraven先生發言，他認為上海自貿區現階段的發展與荷蘭本國自貿區發展之處十分相似，比如說負面清單制度等，因此荷蘭可以為上海自貿區的發展提供豐富的經驗。
二、自貿區財稅改革之域外經驗
韓國稅法學會副會長、韓國國民大學法學院院長安慶峰教授從韓國國際投資的概念入手，將國際投資分為了外國人直接投資和權益性投資。以外國人直接投資為例，安教授對其在韓國的現狀進行了分析，通過圖表的展示，安教授將97亞洲金融危機后外國人直接投資的變化趨勢，分為97-03的下降階段、03-08的上升階段及08年至今的下降階段。隨后，安教授介紹了韓國有關國際直接投資的實定法，以《外國人投資促進法》和《租稅特例限制法》為例。韓國《外國人投資促進法》是一項以”促進和支持“為中心的法律體制，能夠最大限度減少外國人投資管理的有關事項，簡化了認可、許可制度，該部法律更是通過設置外國人投資支持中心、提供各種補助金等激勵措施及外國人投資地域的設置等措施以達到其立法目的。在對韓國《租稅特例限制法》的介紹中，安教授以稅種作為分類標準，從法人稅、取得稅、財產稅、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角度對該法外國人投資的稅收減免進行了介紹，并對該法稅收減免的對象進行了辨析。在發言的最后階段，安教授對于韓國目前外國人直接投資稅制支持的局限性進行了分析，認為其稅收優惠的范圍有所局限。其僅對為了維持外國人投資而認定的經營活動，實行稅收減免優惠，對于非尖端技術產業，如一般制造業和服務業，無法提供稅收減免等激勵措施，而國內企業即使投資高新技術伴隨企業，也無法取得該優惠。因此，外國人投資維持的政策目標，不應僅僅局限于“提高國內產業的水平”，而應同時考慮“創造就業或地域開發”等目標。
荷蘭海關總署法規司前司長Hans Van Bodegraven先生以“自由貿易區與海關立法，是否是定義悖反?”為主題發表了一些對自貿區的看法。Hans Van Bodegraven先生從自由貿易區的定義入手，提出了“在自貿區建設的過程中海關和稅收立法應起到何種作用”這一關鍵性問題。隨后，他通過回顧古埃及、古印度及古中國的海關制度，認為現代海關的作用在于通過對進出口貨物以提供財政支持、通過對進出口貨物進行限制或禁止等手段配合市場管制以及通過對于某類特定物品的限制以達到保障社會的目的。Hans Van Bodegraven先生通過闡釋海關對于貿易矛盾的協調及海關對于國家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幫助，更是突出了海關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基于此，Hans Van Bodegraven先生向我們介紹了《京都公約修訂版》。《京都公約修訂版》在世界海關組織成員國多年的成功實踐基礎上，將海關立法的各個環節考慮在內，為現代海關立法提供了立法模型，對于我國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隨后，Hans Van Bodegraven先生向我們介紹了歐洲自由貿易區相關的成功經驗。歐盟內部市場中的貨物、資金、人員、服務的四大自由流動，令歐盟成員國之間無須設立任何自由貿易體系。關境破除，歐盟內只存在一個單一市場。影響國家間貿易的增值稅和消費稅被極大程度地協調。對與第三國的貿易，已經在海關立法中充分提供了可預見的各種可能性。最后，通過對于我國上海自貿區關稅管理體制和《京都公約修訂版》和歐洲自由貿易區關稅管理模式的比較，認為我國上海自貿區還遠遠沒有發揮將自由貿易區作為海關外領土，對所有進口商品一律免除關稅或其他稅收的作用。
以色列管理學院、內塔尼亞學院客座教授Itay Peer先生進行了主題發言，對以色列免稅區的稅收優惠政策進行了介紹。在以色列的免稅區，稅收的優惠政策不僅包括關稅，還包括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投資稅收的抵免及加速折舊等。相比于對貨物進行篩選、挑揀、包裝等利潤較低的活動，稅收對于投資等經濟活動幫助的作用更大。但是，稅收優惠政策并不能取代人力資源水平、行政管理水平、國家宏觀經濟環境等因素，這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對于企業所得稅，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企業會將自己的商業活動轉移到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行業中，同時，由于只有免稅區內的企業可以享受到稅收優惠，對于區域外的企業來說又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對于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我們應該考量企業開始享受稅收優惠的時間，以決定免稅區免稅期存在時間的長短。對于投資收入抵免，政府需要對投資資本類型的不同，對其的抵免程度予以區分。對于加速折舊而言，雖然是一個很好的稅收優惠政策，但其存在局限性，特別是在企業開始幾年不存在可稅收入的情況下。最后，Itay Peer先生還提到一個案例，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在享受完稅收政策優惠期以后依然被中國光明集團所收購，說明其具有真正的商業實質，更說明在跨國投資中，稅收優惠政策并不能決定其所有。
在與談階段，華東政法大學任超副教授提出，中國設立上海自貿區的目的與其他國家設立自貿區的意義有所不同，上海自貿區的意義更多的并不是稅收優惠以吸引投資，而是自由貿易的一種制度試驗，以更好地參與當前全球化的競爭。
在自由討論階段，吉林大學那力教授認為，服務貿易比自由化貿易，在稅收激勵方面，更具有突破口的示范作用。Itay Peer先生則指出，針對于服務行業而言，應實行以利潤為基礎而非以資本為基礎的稅收政策，在以色列，并沒有針對服務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僅針對制造業。
三、自貿區財稅改革之制度創新
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并不是想制造出一個吸引資金的“稅收洼地”，而是希望能夠形成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在會議的第三階段，與會者對于自貿區內具體財稅體制的改革建言獻策。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南理工大學張富強教授首先做了主題為“關于中國自貿區稅制設計可復制性的法律思考”的發言。張教授認為，上海自貿區稅制改革的目標在于形成可復制性經驗。雖然，上海自貿區剛剛成立不久，但是其制度創新的可復制性已經體現了出來，這著重表現為稅制改革的典型性、示范性和可推廣性三個方面。然而，現行制度上的缺陷也給自貿區內稅收制度的改革帶來了許多的阻力。這些阻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稅制創新的普適性尚未形成;二是稅收洼地的負效應尚未得到有效規制;三是稅制改革尚未得到現行法律的嚴格支持。這些問題都阻礙了可復制性經驗的形成。為了突破阻力，形成可復制的改革經驗，我們應當做到三個轉型，即從稅收要素驅動向稅收公正價值驅動的轉型;從區域稅收優惠權向區域投資自由選擇權的轉型與實現從實體差別待遇向程序正義的轉型。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發言的主題是“建立現代稅收征管制度與《稅收征管法》修訂”。施教授認為，建立現代稅收征管制度是《稅收征管法》修訂的根本目標。這是因為，建立現代稅收征管制度是實現稅收事業科學發展的需要，是建設法治稅收的需要，是提高直接稅比重的需要，是適應世界稅收征管制度發展的需要。在此帶有重構《稅收征管法》色彩的目標之下，施教授認為稅收征管法的改革應從如下六個方面開展，一是健全涉稅信息管理制度;二是以完善納稅評定制度為重點，建立完善稅收確定制度;三是要以完善稅收強制制度為重點，規范稅收征收行為;四是要以完善稅收檢查制度為重點，增強稅收稽查的公平性;五是要以制裁逃稅和漏稅為重點，完善稅收法律責任制度;六是以降低稅收救濟門檻為重點，加強納稅人權利保護。
吉林大學那力教授首先指出上海自由貿易區建設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是投資問題，尤其是服務貿易的投資問題，因此在自貿區內所涉及的稅收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所得稅有關。而談到所得稅問題時，就不得不提到避免雙重征稅與反轉移定價兩個問題。那么，如何在上海自貿區稅收法制建設中對這兩個問題予以解決，那力教授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稅收立法必須充分吸收WTO規則等國際因素。此外，那力教授還介紹了國際稅法中規制轉移定價問題的三套規則即獨立交易法、合并報稅法和全球公式分攤法。最后那力教授還指出，從國際層面來看，作為一種爭端解決機制，稅務法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與談環節，《中國稅務》雜志社編輯向東老師指出，當前中國宏觀環境并不十分樂觀，對國際經濟話語權的博弈也處于不利地位，而對比下來，美國的自貿區建設將來可能完全排除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因此，自貿區需要什么樣的制度，關鍵看其需要承載的目標，自貿區的建設中要充分尊重市場的安排，財稅制度就規制政府而言是居于核心地位，對于自貿區的建設來說，財稅制度將是非常好的切入點。北京工商大學馬乃云副教授認為，是從國際層面來看，我們面臨著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比如跨太平洋自貿區和跨大西洋自貿區對中國的沖擊、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等。因此我們在上海自貿區的建設過程中應當有很強的危機感。
在自由討論環節，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史俊明律師認為，自貿區的主要改革方面之一，主要是簡化一些外匯管理等審批手續，審批手續的簡化很有可能使上海取得大量的稅收管轄權，這會使得上海自貿區內的稅收收入大量增加。同時，伴隨著上海成為跨境投資收益的試驗區，我們國家的稅收法律制度應當有所準備，尤其是在稅收抵免問題上要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出預先規制。隨后韓國國民大學法學院安慶峰教授對史律師的發言予以呼應，安教授認為國內稅法的改革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完善國際稅法，尤其是國與國之間稅收協定也非常重要。以中韓兩國為例，中韓稅收協定沒有提到稅收轉讓的條款，對投資人來說，有些優惠他們實際上沒辦法享有，在中國納稅之后，回到韓國還是要補齊，這勢必會影響到上海自貿區的整體投資環境，希望這一問題能夠在未來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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