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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中國犯罪學年會上，與會人員關注犯罪防控與平安中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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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脈犯罪現(xiàn)象　探索治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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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國犯罪學學會主辦，廣東省廣州市檢察院承辦，清遠市檢察院協(xié)辦的2013年中國犯罪學年會在廣州召開。與會人員圍繞“犯罪防控與平安中國建設”的主題，以及反腐制度建設、社會矛盾化解機制建設、流動人口犯罪防控研究、犯罪防控的基礎理論四個分議題展開研討。
　　與會人員認為，犯罪學研究帶有濃重的實證色彩，直面當今中國熱點犯罪現(xiàn)象，探索出預防、減少犯罪的源頭對策，既是犯罪學的任務，更是每一個犯罪學人的使命。
　　治理腐敗犯罪，需要設計“制度之籠”
　　與會人員認為，當前我國腐敗犯罪呈現(xiàn)上升趨勢，案情盤根錯節(jié)，群體犯罪較為突出。無權力，則無腐敗。應當設計出嚴密的“制度之籠”，將權力關進籠子里，使權力的運行回歸法治軌道。
　　湘潭大學法學院教授杜雄柏認為，權力野性十足，要使其真正馴服、循規(guī)蹈矩，必須編織制度的籠子，將它關牢。這個制度的籠子所使用的材料必須質優(yōu)———出臺一部規(guī)范決策行為的政務組織法;所搭建的結構必須嚴謹———使各種制度、規(guī)定和準則統(tǒng)一協(xié)調，形成一種嚴密、完整、結實的結構，經得起權力的沖擊和撕咬。編織的主體必須是民眾———將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排除在外，由民眾來設計科學合理的監(jiān)督體系。
　　有與會人員提出，充分發(fā)揮網絡反腐的作用，通過公民個人、團體等對濫用權力等腐敗行為進行多方位的監(jiān)督，并最終通過司法途徑來實現(xiàn)糾偏反腐的目的。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勇對此表示贊同。他說，網絡反腐確實是對傳統(tǒng)反腐形式有益的、必不可少的補充。但是，它也存在恣意化的危險，容易侵犯對象主體的合法權利、妨礙正常的司法。
　　中國政法大學學者陳日輝也認為，網絡反腐只是提供案件偵查的突破口，在腐敗被網絡曝光后，紀檢監(jiān)察部門、檢察部門該如何處理，中間尚缺乏必要的公開的銜接機制。
　　張勇和陳日輝等學者認為，網絡反腐只有與刑事司法實現(xiàn)良性互動，才能收到成效。比如出臺網絡反腐法等來保護網絡反腐行為，實現(xiàn)規(guī)則之治。整合各地民間的和官方的網絡反腐資源，在原有平臺的基礎上實現(xiàn)全國聯(lián)網，可以促使官方網絡反腐機制高效運轉。而要避免網絡反腐線索辦理中出現(xiàn)的銜接斷層問題，可在司法程序中對案件調查的時限等作出規(guī)定。
　　有學者意識到腐敗已成為改革的阻力，提出對存量腐敗實行特赦，也就是將龐大的存量腐敗視作歷史性遺留問題，對存量腐敗作出現(xiàn)實靈活的處理，予以特赦，以此來減少體制內阻抗，突破政治體制改革“瓶頸”。否則，體制不改，腐敗局面依然如故。
　　對此，武漢大學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莫洪憲等學者認為，從表面上看，這種觀點極富沖擊力，但其本質上犧牲了刑法的公平公正，是以腐敗存量作為政治改革的交易籌碼。在沒有相應資源的配置和偵查技術提高的情況下，僅僅通過清零的方式來提高查處率，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以破壞法治原則的手段實現(xiàn)法治的目的并不可取。
　　化解社會矛盾，不能患上刑法依賴癥
　　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紛如果處置不當很容易演變?yōu)檫`法犯罪現(xiàn)象。如何化解社會矛盾、修復已損壞的社會關系，是犯罪學研究者們關注的重點之一。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學院副教授胡雋表示，目前，我國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浮出水面，隱性矛盾顯性化，顯性矛盾更加尖銳化。矛盾主體的多元化、矛盾形態(tài)的對抗化、矛盾處理的復雜化，增加了矛盾處理工作的艱巨性。
　　四川省檢察院副檢察長郭彥也表示，近年來各種信訪案件、涉法涉訴案件的增加，實際上是社會矛盾、利益訴求在信訪領域的集中反映。不過，對當前的社會矛盾應該有個總體的判斷，即絕大多數(shù)的社會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利益性矛盾，絕大多數(shù)群眾的訴求是有道理的，這是化解社會矛盾應當有的基本態(tài)度。
　　胡雋等學者認為，在化解社會矛盾中，要慎用警力、慎用強制措施，避免因為定性不準、處置不妥而激化矛盾。解決社會矛盾，首先，要著力構建民意表達機制。社會需要為不同利益群體的自由表達和政治參與創(chuàng)造足夠的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講，維權就是維穩(wěn)，維權才能維穩(wěn)。其次，要著力完善社會預警機制。大力完善情報信息收集系統(tǒng)，對有關社會矛盾盡可能地提前介入、主動控制，將影響和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第三，著力構建社會調解機制。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結合起來，優(yōu)勢互補。第四，著力健全輿論引導機制。加強與民眾的互動和溝通，主動讓公眾了解事實真相，防止化解工作陷入被動。
　　深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周婭等表示，在社會矛盾沖突中，一旦出現(xiàn)熱點事件，任何層面力有不逮時，總會呼吁刑法設立新罪，這已成為熱點事件演化的一種模式。比如虐童事件接二連三地發(fā)生，人們就呼吁設立“虐童罪”，這是典型的“回應性刑事立法”，隱含著巨大的法律風險，并不可取。周婭認為，刑法不是政府部門逃避管理失當問題的避雷針。在缺乏縝密研究基礎上盲目入刑，將削弱法律體系的可操作性。政府監(jiān)管部門的失職及教育制度的缺陷導致無證教師大量存在，以及傳統(tǒng)的教育觀念滯后，是虐童事件高發(fā)的主要原因，從矛盾主要原因入手解決問題，方能根治。
　　對流動人口犯罪，不能帶著有色眼鏡簡單地予以打擊
　　人口流動廣泛是社會轉型期的一個重要表征，研究流動人口犯罪，應當堅持“最好的社會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理念，通過良好的社會公共產品供給、科學的人口管理模式等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是研討會上學者們達成的又一共識。
　　來自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指揮中心的林君對此體會很深，他說，有些地方的流動人口已超過常住人口，對暫住地的經濟發(fā)展有很大貢獻，但是流動人口相應的地位與權利并未得到有效保障，我們不能帶著有色眼鏡去防控流動人口犯罪。關鍵是優(yōu)化流入地社會環(huán)境，擴展流動人口的生存空間。比如讓他們有獲得勞動技能培訓的機會，能夠獲得所在地的公民待遇，有機會獲得更多的人文關懷，減輕心理壓力，等等。
　　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王廣聰提出，治理流動人口犯罪問題不能依賴于打擊、驅散，必須刨根問源:他們從哪里來?面對什么困難?需要什么幫助?只有真正解決了這些問題，防控措施才會有效。而治理措施也不能停留在技術防控的層面，要從政策層面出發(fā)。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公共政策與犯罪問題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犯罪問題是一個公共政策問題，對于流動人口來說，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政策壁壘，造成了其實體權益保障的缺乏。必須增加用于改善流動人口服務的公共支出，從義務教育、短期職業(yè)培訓、基本醫(yī)療、失業(yè)救助等方面實現(xiàn)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即使這些政策難以一步到位，也應規(guī)劃出路線圖和時間表來。必要時，還可以采取過渡性政策措施。
　　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于陽從社會支持角度尋求預防犯罪對策:社會支持具有緩沖器的功能，可以培養(yǎng)人的利他觀念和行為，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方向，建議建立外來務工人員社會扶持網，給予他們社會支持，從而提高犯罪預防效果。
　　犯罪防控理論，提供多個研究視角
　　犯罪防控的實踐需要基礎理論的研究指導，與會人員各抒己見，提供了很多犯罪防控新思路。
　　浙江工業(yè)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單勇、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吳飛飛提出，在犯罪學研究中，各種犯罪治理舉措的運用多建立于分析與控制潛在犯罪、高危群體的基點之上，但城市犯罪的逐年上升暴露出這種防控模式治理乏力、可操作性不強，以人為主的防控模式宜轉為以空間為主的防控模式。該模式的防控對象是城市街面犯罪，其治理目標是通過改變城市空間環(huán)境及環(huán)境內的社區(qū)參與、警務應對，進而構筑防衛(wèi)空間。其實施的手段是環(huán)境改造、社區(qū)參與、警務應對三位一體的有機融合。這種立體化的刑事政策的本質在于“節(jié)點治理”，比如商業(yè)中心區(qū)易成為侵財犯罪高發(fā)區(qū)，針對高發(fā)地點開展空間防控，有助于調整治安布局。
　　山東警察學院學報副主編董士曇認為，我國的犯罪預防模式應當是一個四級預防模式。第一級是社會預防，構建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第二級是社會控制，加強情景控制，通過提高犯罪行為的難度、增加行為風險，來預防犯罪;第三級是刑罰規(guī)制，充分實現(xiàn)刑罰的價值功能;第四級是被害預防，從被害人角度減少某些容易招致犯罪侵害的因素。以上四個層次的預防，相互支撐、相互配合，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學者陳凌劍建議建立社會安全閥制度，社會安全閥的實質是將可能導致犯罪的不滿情緒通過利益表達轉移釋放出去，從而降低沖突發(fā)生的幾率。因為一方面它適合去消除一些潛在的、不容易被提前觀測到的犯罪情形;另一方面，它對犯罪的消除是更加前置和潛移默化的，是制度的前置性構建而非對犯罪的事后處理，可避免因矛盾的積聚而造成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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