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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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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樂泉會長在第十屆中國法學家論壇上的講話

時間:2015-07-06   來源:研究部  責任編輯:elite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在第十屆中國法學家論壇上的講話

    (2015年7月3日)

中國法學會會長? 王樂泉

各位專家,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行第十屆中國法學家論壇,研究探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問題。我代表中國法學會,對大家表示熱烈的歡迎!向論壇主講人表示衷心的感謝!向論壇主題征文的獲獎作者和優秀組織單位致以誠摯的祝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共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強調指出,“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本屆論壇以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和發展”為主題,目的就是要讓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讓全社會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科學定位,系統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更加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自信,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創新發展。

  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法學界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本次論壇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我相信,本次論壇的2000多篇論文和20多位著名法學家的專題報告,將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法治中國建設產生深遠的影響。考慮到我們這次論壇的極端重要性,今天我的這個講話也是經中國法學會全體同志精心研究和謀劃寫成的。

  下面,圍繞本屆論壇的主題,我講三個問題:

  一、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科學定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科學定位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等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博大精深,有關依法治國、推進法治建設的理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從鄧小平同志提出“民主法制化、法制民主化”的重大理論,到江澤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理論,胡錦濤同志關于“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重大理論,再到習近平同志提出“法治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等重大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末法學界關于法治與人治的大討論,到90年代對依法治國的全方位研究和論證,再到本世紀關于依法執政、法律體系、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司法改革、法治文化等法治中國建設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幾乎涵蓋了法治的所有領域、所有問題,形成了科學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深刻回答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價值功能、內在要求、基本原則、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法治、如何依法治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如何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的系統認識,具有鮮明的理論品格、時代特征及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人類法治文明的最新成果、最高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傳承了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中華法制文明源遠流長,有許多跨越時代、具有普遍價值的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豐富資源進行梳理和甄別的基礎上,聯系當代實際進行了科學的改造和揚棄,使中國法治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融為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借鑒了西方法治理論的優秀成果。西方法治文明積淀深厚,尤其是近代法治萌生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有許多理念、原則和方法,反映了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形成過程中,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開放性、包容性和科學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它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法和法治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并使其與中國法治實踐緊密結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董必武、彭真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在建立和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法制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法的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觀點。這些重要觀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中都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對中國法治實踐的理論表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它的實踐性,它立足于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是對中國法治實踐過程、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它指導法治實踐,回答法治實踐提出的問題,并在法治實踐中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路可走,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借鑒,靠我們自己探索、實踐和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系統地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概括、理論詮釋、理論創新,從而形成了反映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內在規律的科學體系,它凝聚著法治的中國經驗,飽含著法治的中國元素,彰顯了法治的中國精神,描繪了法治的中國道路。

  二、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主要構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其中屬于我們黨原創性的重大理論包括:

  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的理論。這是鄧小平同志較早提出的重大理論。在1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人治危險得很,搞法制才靠得住。從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和發展人民民主,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規律認識的一個重大轉變和提升。之后,黨的十六大在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強調了程序化的要求。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也都重申了這一觀點。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徹底改變了社會主義政治生態,不僅有利于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而且有利于在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這是江澤民同志1996年提出的重大理論,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將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憲法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建國目標之一。江澤民同志深刻闡釋了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之后,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若干中央全會以新的觀點豐富和深化了依法治國和法治國家理論,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同時,全面推進了依法治國和法治國家理論的創新發展。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理論。這是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首次提出的重大理論。黨的十六大之前,關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一般講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二是人民民主。江澤民同志把“依法治國”增加進來,指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特征在于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十六大之后胡錦濤同志對“三統一”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科學闡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三統一”理論,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強調指出,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三統一”的法治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大發展。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理論。在2001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指出依法治國屬于政治文明范疇,以德治國屬于精神文明范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并非彼此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習近平同志堅持并發展了這一理論,把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五項基本原則之一,指出:“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理論是對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經驗的傳承,又是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黨法一致、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理論。在社會主義歷史上,執政黨與法治的關系、即黨法關系,一直未能解決好。在總結國內外經驗和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我們黨給出了明確答案,這就是:黨法一致、依法執政、依憲執政。早在1982年,我們黨就提出并在黨章中宣告“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依法執政”的命題,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依法執政確立為黨執政的基本方式。胡錦濤同志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明確指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黨和法治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強調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關鍵是要做到“三統一”、“四善于”。

  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理論。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法治中國”的科學命題和建設法治中國的重大任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確認了這一概念,并作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大部署。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黨同志必須更加自覺地堅持依法治國、更加扎實地推進依法治國,向著建設法治中國不斷前進,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建設法治中國而奮斗!”法治中國與富強中國、民主中國、文明中國、和諧中國、公平中國、美麗中國、平安中國等核心要素相輔相成,共同編織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愿景。“法治中國”概念和理論的提出,更加全面科學有效地統領了依法治國和法治建設的所有理論和實踐問題。

  深化司法改革的理論。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把司法改革作為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持續不斷地推進司法體制改革。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十六大提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十八大提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全面系統地部署司法體制改革。在持續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黨不斷創新司法和司法改革理論,提出司法的價值功能是權利救濟、定分止爭、制約公權,司法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根本尺度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評價標準是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基本原則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統籌協調、堅持依法推進改革。科學的司法理論指引著司法改革既大刀闊斧又積極穩妥地開展。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1992年,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3年,在鄧小平同志這一戰略思想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習近平同志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就是要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習近平同志還深刻闡述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法治的關系,指出法治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依托,要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圍繞這一總目標的設計和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確立了新的更高的目標定位,也極大地豐富了國家與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理論。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法學理論的新概念,是法治建設的新思維、新綱領,也是我們黨在法治理論上的又一個原創性貢獻。法治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國家法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在理論上也需要有一個思想含量更豐富的統領性概念,這個總抓手、這個統領性概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一字之差,體現了我們黨對法治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戰略升級。

  良法善治理論。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法治。中國古代的法治是工具主義的嚴刑峻法,西方近代法治基本上是以形式合法性、形式正義為要義的形式主義法治。我們黨在反思古今中外各種法治模式的基礎上,提出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相統一的法治模式,主張良法善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所謂“良法”,就是反映人民意志、尊重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和諧穩定、保障改革發展、引領社會風尚的法律,就是體現民意民智、符合客觀規律、便于遵守和執行的法律。實現良法善治,以人為本是根本,科學立法是引領,提高立法質量是關鍵。良法善治的理論超越了工具主義法治和形式主義法治的局限,是現代法治理論的重大創新。

  改革與法治關系理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面臨改革與法治的關系問題,十八大以后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由此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呈現改革和法治“雙輪驅動”的局面,同時也時時處處遇到改革與法治的矛盾問題。針對這種局面和矛盾,習近平同志做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深刻指出:三中全會決定和四中全會決定是姊妹篇,體現了“破”和“立”的辯證統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發揮立法對改革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實現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以法治規范改革行為,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各項改革;以法治確認、鞏固和擴大改革成果,將實踐證明已經比較成熟的改革經驗和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盡快上升為法律,使其更加定型化、精細化,并以法律的強制力保證其實施。另一方面,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以改革驅動法治的現代化。改革與法治的理論既豐富了法治理論,也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現代化理論。

  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理論。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時提出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進程中,在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充分體現著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各級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顯著提高,越來越習慣于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會風尚也在逐漸形成。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理論以其有的放矢的問題導向,把先進的法治理念轉化為偉大的法治實踐。

  從嚴治黨、依法反腐的理論。我們黨向來重視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加強調從嚴治黨、依法反腐。在這方面,習近平同志做出了一系列深刻論述,提出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反腐敗工作納入法治軌道;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高度重視公權力配置的源頭治理和公權力運行過程中的上游治理,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從嚴治黨、依法反腐的理論積極應對當前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復雜問題,也為黨的長期建設提供了科學有效的理論。

  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的理論。中國對內堅定推進法治,對外也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建設者。2014年,習近平同志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都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應該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壟斷國際事務的想法是落后于時代的,壟斷國際事務的行動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這些主張符合各國的普遍意愿,符合歷史發展潮流,極大地豐富了國際法治理論。

  三、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導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一個重大課題,有許多東西需要深入探索。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事業的縱深推進,法治理論體系的內涵還會不斷豐富和深化,但一些基本的東西必須長期堅持。

  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才能確保中國法治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正確方向,才能立足中國實際建設好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道路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正確的理論決定正確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回答了我國法治的社會主義屬性,指明了我國法治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保證我國法治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和道路順利推進。習近平同志鮮明地指出:“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們要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理論成果;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我們有符合國情的一套理論、一套制度,同時我們也抱著開放的態度,無論是傳統的還是外來的,都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基本的東西必須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而只有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才能確保法學研究、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方向推進。法學是治國理政之學,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屬性,法學研究、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這些年來,我國法學研究的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取向總體是好的。但是,錯誤的東西也是潮起潮落,比如“司法獨立”、“政法機關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等錯誤主張,再比如用西方“憲政”概念解構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等錯誤傾向。對此,法學界一定要分清是非,旗幟鮮明地抵制錯誤的法學理論觀點、錯誤的法治主張、傾向和思潮。在事關法治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要敢于“亮劍”,善于發聲。在法學教育領域,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教育薄弱的突出問題,要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作為法學教育的指導思想,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教書育人。

  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前提下,不斷推進法治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法學界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務實,敢于提出新觀點、新概念、新命題,以法治理論創新推動法治實踐創新和法律制度創新。要開展健康理性的學術爭鳴,通過不同觀點立場、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學術流派之間的交鋒,激發出創新觀點。要積極借鑒人類法治文明的最新成果,以開闊的眼界和胸懷,密切關注世界范圍內法學理論研究和法治發展趨勢,批判性地開展研究,創造性地予以借鑒。更為重要的是,要深入研究、歸納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鮮活經驗,不斷推進法治理論創新。

  要更加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推動法治理論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在法治問題上,一些同志脫離中國傳統和現實需要,誤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道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推進依法治國、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有些同志僅僅關注立法和法律體系,對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尤其是領導干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問題認識不夠。這些問題的存在和發生,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內容缺乏深刻把握和行動自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必須更加注重法治理論的實踐意義,重視法治理論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具體要做到“四個應用于”:一是應用于教書育人。要按照四中全會的要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方位占領高校、科研機構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陣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二是應用于法治宣傳。通過對全社會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宣傳教育,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理論自信,從而提升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三是應用于法治改革實踐。在立法體制改革、執法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等法治改革中,都要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引,保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和科學推進。四是應用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各項事業。在依法執政、法治政府建設、法治社會建設等法治建設事業中,都要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導,并在應用中檢驗、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同志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引領依法治國和法治建設的歷史任務,擺在了我們面前。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我們法學界不僅責無旁貸,而且機不可失。廣大法學法律工作者要以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抓住機遇,積極作為,為發展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引領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祝論壇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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